家谱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布洛涅—比扬库尔，玛格丽特路11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弗拉芒人，他们在敌占时期的巴黎颇有点名声。我写犹太人，并不知晓这个词对我父亲究竟意味什么，只因当年他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注明的。兵荒马乱时期，人与人往往邂逅相遇，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婚生子嗣的感觉，就更谈不上家产继承人了。

母亲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安特卫普，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区度过的，位于基尔和霍博肯之间。她父亲先是当工人，后来成为测量员助手。她姥爷是码头工人。康斯坦丁·默尼耶1制作码头工人雕像时，就是请他当的模特。那尊雕像竖立在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面，如今还供人瞻仰。我还保存着他一九一三年的工资簿2，他记录了他卸货的所有轮船：密歇根号、伊丽莎白城号、圣安娜号……大约六十五岁那年，他因失足坠落，摔死在码头上。

母亲还是少女时，就加入了红隼派3，在煤气公司干活。夜晚，她听戏剧艺术课。一九三八年，她被电影艺术家和导演约翰·范德海登录用，参加他组织的弗拉芒“喜剧”巡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四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她成为歌舞演员，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音乐厅演出，那里聚集许多来自德国的逃亡者。在安特卫普，她住在霍伦斯塔特街的一个小套间，同两个朋友合居：一位舞蹈演员乔比·范阿伦，另一位莱翁·勒芒斯，算是一位同性恋富翁，约翰·L男爵的秘书和掮客，他死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奥斯坦德城的轰炸中。她最要好的男友，名叫隆·朗多，是个室内装饰师，一九四二年在布鲁塞尔相遇，戴着黄星标志。

我缺乏足够的参照标记，就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九四〇年，比利时被占领之后，我母亲就在布鲁塞尔。她同一个名叫乔治·尼尔斯的人订婚了。尼尔斯二十岁上就接手经营一家旅店：坎特伯雷饭店。这家饭店的餐厅，当时被宣传飞行中队的军官部分征用了。我母亲就住在坎特伯雷饭店，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所有那些人我一无所知。我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播送弗拉芒语节目。她还受聘于根特剧院，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巡演，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为托特组织4所属的劳动者演出，后来又北上，到阿兹布鲁克，为德国飞行员演出。

当年，她是个心硬的漂亮女孩。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一只中国种的长毛犬，她对狗不上心，随便托给别人照看，就像后来她对待我那样。那只长毛犬从窗户蹿出去自杀了。那只狗留下两三张照片，应当承认，它无限触动我的心，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

乔治·尼尔斯的父母，在布鲁塞尔开饭店，十分富有，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她结婚。于是，她决意离开比利时。德国人有意把她派往柏林的一所电影学校，不过，宣传飞行中队的一名年轻军官，是她在坎特伯雷饭店结识的，帮她摆脱困境，把她送往巴黎，进入由格雷文5领导的大陆电影制片公司。

她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来到巴黎。格雷文在比扬库尔摄影棚让她试了镜头，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她进入大陆电影公司，做“译制”工作，为这家公司拍摄的法语片撰写荷兰语字幕。她成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奥莱尔·比绍夫的女友。

在巴黎，她住到孔蒂河滨路15号，是布鲁塞尔的一个古董商和他朋友约翰·德·B合租的套房的一个房间：在我的想象中，约翰·德·B年少时，同母亲和姊妹们住在普瓦图偏僻的古堡，偷偷给科克托6写出热情洋溢的信件的情景。由约翰·德·B的介绍，我母亲会见了一个德国青年克劳斯·瓦朗蒂纳。他藏身在一个行政部门，住在伏尔泰河滨路一个工作室，闲时就阅读伊夫林·沃7的最新小说。后来，他被派遣到俄罗斯前线，死在战场上。

孔蒂河滨路的套间还接待一些客人：一个俄罗斯青年乔治·德·伊斯马伊洛夫，肺结核患者，可是他在占领时期，寒冷的冬天，总是不穿大衣就出门。有一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他错过了开往美洲的最后一班邮船，未能去会合他的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同龄女孩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他们这些人，仅仅留下了姓名。我母亲应邀进入的第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及其父亲让—路易·伏杜瓦耶的家。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还把孔蒂河滨路15号的邻居阿莱蒂介绍给我母亲。阿莱蒂愿意保护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