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4/24页）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历：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里奇尔的合伙人（奥什路53号购物店）。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一九四四年八月，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邮件公司第六分区，听命于马尔丹·梅瓦尔德。地址：马德里乔治·朱安街17号（电话：50222）。

在占领时期，我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尼—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尼—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一文不名，又力图出手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停战之后，乔尔吉尼—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在占领期间，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杰斯奈博士，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据说，战后她在东柏林，成为一个“重要”人物。阿奈·巴代尔，律师改行，一九四四年任老鸽棚剧院14经理。我父亲同他和他女婿乔治·维卡尔一起搞黑市交易。巴代尔寄给我母亲一部萨特的剧本《禁闭》，原名《他人》，他打算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搬上老鸽棚舞台。《他人》的这份打印稿，在我十五岁那年，还躺在我六楼房间壁橱里。巴代尔考虑我母亲在大陆电影公司工作，同德国人保持接触，因而能从中斡旋，让他快些拿到这部剧的审查许可证。

同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安德烈·加姆安，古董商人，住在伏尔泰河滨路。玛莉亚·契尔尼切夫，俄国贵族的闺秀，但是“失去了身份”，我父亲同她一起参加了黑市的大宗交易；跟一个称“富凯先生”的人，交易额就要小多了。那个富凯在雷恩街开了一家店铺，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独门独院。

我合上眼睛，就看见吕西安·P脚步沉重，从极幽深的过去走了过来。我想他的职业就是充当中间人，把一些人介绍给另一些人。他的身体特别肥胖，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每次见他坐到一张椅子上，我真怕那张椅子被他的体重压散了架。我父亲和他年轻时，吕西安·P可怜巴巴地爱上了女演员西莫娜·西蒙，像一条肥狗到处跟着她。还是西尔维雅娜·坎夫的男友，她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女人，夺取过台球冠军，在德军占领下，摇身一变而为达布朗泰斯侯爵夫人，当了洛里斯通街帮伙的一名成员的情妇。要谈这类人，也不可能谈出什么名堂。地地道道一些诡异的旅客，穿过火车站候车，他们的目的地，如果有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晓。

要结束这份幽灵的名单时，还应提及那兄弟俩：伊万和亚历山大·S，我总寻思他们是不是孪生兄弟。亚历山大有个女友，名叫茵卡，是芬兰人，舞蹈演员。他们一定是黑市的大佬，因为他们在伊万·S的豪宅，保尔—杜梅路1号大厦的套房里，庆祝过他们在占领时期收获的“头一个十亿”。法国解放后，伊万·S跟安德烈·加比松一样逃往西班牙。那么，亚历山大·S呢，他的下落呢？我心里不免琢磨。然而，真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我呢？一想起人们在“红色海报”15上看到面孔的那些人，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约翰·德·B和那个布鲁塞尔古董商，一九四三年初就搬离了孔蒂河滨路的那套房间，我父母双双住了进去。在我最终厌弃这一切，丧失气力和勇气之前，还有一些他们在那个遥远年代生活的片断，不过在现时看来，他们那段生活照旧一片模糊。

他们有时同拉格鲁瓦及其女友德妮丝躲到阿布利，住进布雷欧古堡。那是座遗弃的城堡，原主美国人无疑因为战争，将钥匙交给他们，离开了法国。我母亲骑着摩托，拉格鲁瓦驾驶他那辆BSA 500轿车，奔驰在乡野的路上。一九四三年七八月份；她和我父亲住在拉瓦雷纳—圣伊莱尔一家旅馆。小里茨、乔尔吉尼—斯奇夫、西莫娜、杰斯奈及其女友西比尔，都去那里同他们会合。在马尔纳河中沐浴。这座古堡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和他们的“女人”光顾，其中有个“迪迪”及其女伴“迪迪夫人”。早晨，男人们开车出发，去干暧昧的勾当，很晚才返回巴黎。一天夜里，我父母听见他们在楼上房间争吵。女人骂她的男伴是“瘟鸡”，她从窗口扔出去一沓沓现钞，同时指责他拿回来这么多脏钱。假警察吗？盖世太保的帮凶吗？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我父母就是在她家中相识的，她于一九四三年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但是从她家窗户跳出去时摔伤了。他们在追捕萨莎·戈尔丁，我父亲一个最老的朋友，这从犹太问题总局人权法处给调查监督处长的一封信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我通过提示函，曾要求您从速实施逮捕萨莎·戈尔丁，因其违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令。您随后回函告知，此人已先行离开住所，他的新住址不得而知。然而近日，有人见到他在巴黎街头骑自行车。我不得不请您费心，再次去查查他的住所，以便能答复我一月二十五日的那个函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