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是我的梦幻。他确实叫维吉尔·尼尔啊。我还保留着他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名片，他还在上面亲笔写下了别墅的电话号码。在岗白塔大街的电话亭里拨电话之前，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这张名片。那天晚上，我又特地拿出来看看，上面没有任何地址，但清清楚楚印着：维吉尔·尼尔先生和夫人。

这是我们和尼尔夫妇相逢过的唯一证据。但他们是否真叫尼尔呢？是否相信孔德·琼斯的话，把他们看成幽灵或者喝了长生不老药水的人呢？我坚信自己没有做梦的唯一依据，就是这张名片及一张我、希尔薇娅和尼尔夫妇四个人的合影，那是一个在英格兰人大道到处追逐游客的摄影师给照的。

直到现在，每次我经过从前的“地中海宫殿”门前，还会碰到那个摄影师，那儿似乎是他的活动地盘。他朝我致意，但并不对我举起相机。他一定觉察出我不是游客了。从今以后我已经和这个城市的背景融为一体了。

他给我们照相那天，无论是希尔薇娅还是尼尔夫妇都没察觉，他把相单塞在我手里。三天以后我去法兰西街的一家小店去取照片，甚至都没对希尔薇娅说。我总是去拿这类照片，因为它将来会成为从前某个幸福时刻的印证。是的，对那些斜挎相机、随时准备为您摄下一瞬间的游动卫士绝不能小看，他们是巡回在大街小巷的守护记忆的卫士。我这话绝不是瞎说，摄影师，我自己也是当过的呀。

我有一种欲望，即记下我们和尼尔夫妇来往中的每一个细节，就像写警察局的报告或者回答检察官的审问一样，但这检察官必须是对我友善，并且有着让我感到希望帮我弄清真相的父亲般的关怀。

就在维尔库再次出现的第二个星期，我终于给维吉尔·尼尔打通了电话。他“万分荣幸”得到我们的消息，他对我这样说。他和他太太由于“一次临时决定的事务”而出去旅行了十几天，但明天他们将“非常高兴”和我们一起午餐，如果我们没别的安排的话。他给了我一家饭店的地址，约好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在那见面。

那是一家有着暗红色粗泥墙的意大利饭店，坐落在山丘城堡脚下的邦切特街。我和希尔薇娅先到一步，被安置在尼尔事先预订的一张四人桌旁坐下。当时除了我们还没有别的客人上座。晶亮的酒杯，餐布白得耀眼，墙上挂着模仿威尼斯画家古亚第风格的油画。窗户上装着铁栅栏，壁炉格外大，里边刻着一枚带百合花图案的纹章。看不见的喇叭播送着交响乐队演奏的流行歌曲的音乐。

我相信希尔薇娅和我一样感到恐慌。我们对请我们吃饭的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尼尔夫妇为什么显出这样急于见我们呢？也许应该把它归于某些美国人的自来熟脾气，比如第一次见面就直呼其名，并且立刻把孩子的照片都拿出来给你看？

他们来了，为姗姗来迟而抱歉。尼尔显得和第一天晚上完全不同，他不再给人心不在焉的感觉。他新刮了胡子，身穿一件裁剪十分宽大的粗花呢上衣。他讲话毫不迟疑，也丝毫不带盎格鲁-撒克逊口音。他的口若悬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引起我的疑虑的第一个现象。作为一个美国人，这种滔滔不绝使我感到奇怪。从某些土话中，从某些组织句子的方式中，我觉察出巴黎语调和南方口音的混合。但这是一种被克制压抑的口音，似乎尼尔长期以来就试图隐藏它一样。他的太太讲话比他少得多，并始终带着那种第一次就让我吃惊的沉思和心不在焉的神情。她的语调也不像一个英国人的。我忍不住对他们说：

“你们的法语真流利。简直让人相信你们是法国人了……”

“我是在法语学校里长大的，”他对我说，“我的整个童年都在摩纳哥度过……我的太太也是……我们就是在那儿相识的。”

她点头表示赞同。

“您呢？”他突然问我，“您在巴黎做什么？”

“我是艺术摄影师。”

“艺术？”

“是的。我想在尼斯定居，继续这个职业。”

他似乎在思考什么是艺术摄影师的职业。然后他又问我：

“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我们结婚了。”我一边说一边盯着希尔薇娅。这个谎话并未使她有任何表示。

我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提问题。而且我想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为了消除尼尔的不信任，我转向他的太太：

“怎么样，你们的旅行愉快吗？”

她一时窘住了，迟疑地未回答我。但是尼尔却十分从容地说：

“……一次事务旅行。”

“是什么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