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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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轻便，背着破烂的行囊，既没有钱，也没有前景……即使美国也想去就能去！后来，许多年后，一张我在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把我带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大马士革。我说走就走，仿佛在那里有什么紧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不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阻碍”。

我们对巴黎已相当熟悉，既有经验又小心谨慎地选择住处。我们在新区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们熟悉了这个“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闲逸，也无浪漫。我们落脚的那栋房子位于康邦街，是一幢墙壁很厚、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公寓楼。安托万的美发店开在一层，他不仅是巴黎最时尚的女性发型设计师，还为美国最大的一家摄影经纪公司做代理。现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开始赚钱：我凑出自己所有的钱，搞来一台打字机，将我写的“巴黎报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来投稿，而且使用三种语言，寄向四面八方……我们在康邦街的住房宽敞漂亮，并且属于“带家具”的那类；房东夫妇除家具之外什么都不给，甚至连服务也不愿意提供；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比较中欧”，一切都能让我隐约联想到家乡人对“家”的那种概念，感觉仍住在传统街区。那些家具，让人感到某种早期、内敛的帝国气派；另外，公寓内的楼道、前厅、走廊都是那样吸音，遮光，隐秘……几个星期后，我们理解了在这种悄然无声的恢宏寂静背后隐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头发染得乌黑的女房东，虽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乐意将客房租给“半小时情侣”，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来这里速战速决地享受鱼水之欢……尤其是在我们隔壁那间贴了红色墙纸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热情似火的女郎们青睐。有一段时间，我的市民意识让我对“我跟妻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恼火；但在罗拉身上并没有这类市民式偏见，她为我的大惊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实际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馆或客栈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另外，这栋房子，这条大街，这个街区，更让人联想到哪个英属殖民地。在通向安托万神秘店铺的楼道里，每天的每个时辰都云集着仪态大方的英国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发师则开出高价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客人们在楼道里领号排队，最昂贵的轿车排成长队在楼门前静候，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希斯巴诺”，女主人坐在楼上光线朦胧的窗后享受安托万及助手们的揉捏和卷烫。正对楼门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僻、无聊、没趣的茶馆，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里饮茶。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服务：银行，商场，饭店，茶馆，酒吧，包括那些大多开在城中心小街内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两家。其中一家消费昂贵，极尽奢华，我这么说，不仅由于店里家具和所有的陈设，还因为许多登门的贵客是路易·菲利普时代[253]的遗老。街道，茶馆，饭店，到处都不分昼夜地回荡着英语交谈的声音。这些英国人僵化、固执地保持着殖民国的习俗，神气地开着英国牌号的轿车出现：英国老先生们头发雪白，目光沉滞，皮肤因打高尔夫球晒得通红；而那些年过五旬的妇人们全都打扮得像玛丽女王，都戴着蜂房形状的礼帽，身穿长裙，白天执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尔喝茶，但是到了夜里，她们在安托万和裁缝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摇身变成世俗的舞女……这些在自己家乡是那样谦恭内敛、节制有度、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在运河[254]的对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区内，却变得如此饥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带，在短短几周内对他们的真实了解，远远超过了后来我在英国对他们长达数月的了解和窥伺。

他们住在这里，住在里沃利大街几乎隐形的、建于上个世纪的酒店里。临街的那面几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丽奢华和宽敞大堂都朝向内侧，朝向弗布尔—圣安娜大街。他们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奥尔巴尼酒店或州际酒店，开着所有零件都为手工制造的劳斯莱斯轿车，带着他们经过安托万和巴黎外科医生精心修复、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美丽余韵的妻子们……“睁开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对罗拉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以后将在画报里读到的‘大世界’……”可这个大世界是多么小啊。在这里，人们在隔壁的克里伦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间散步；在这里，最昂贵的裁缝店、时装店和大银行的支行鳞次栉比；在这里，橱窗内不断更换着各种各样毫无用途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钢笔、首饰、花哨东西，以及因其繁赘琐饰而永远属于自己那“另一个”世界的小设计。我们瞠目结舌、神不守舍地住在这些窄街里。在这里，有许多地方我们连门槛都不敢跨进：比如巴黎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不标价格；比如维尔森饭店，途经这里的国王和比国王更有权势的美国银行家们在这里通过烤肉和汤汁神采飞扬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卢森堡博物馆里的藏画一样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