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6/19页）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245]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246]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247]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248]；下午我去菲耶索莱[249]，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250]。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251]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252]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

我到博洛尼亚和威尼斯旅行，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因为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钱都不够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罗拉偶尔用带衬纸的信封寄些零钱来接济我，另外，我写一些体裁含糊的文章换取可怜的生活费，有几份菲尔维迪克、艾尔代伊地区和布拉格的报纸出于好心予以登载，大部分稿费用来支付账单。每次旅行结束，回到佛罗伦萨，我都像撤退回某个绝对安全的大本营、城堡或防御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对房租催得也不那么紧。在那几个月里，我体内泛滥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和随意，仿佛获得了能够将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权。我至今记得当时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罗拉回到佛罗伦萨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她带来了里拉，还带来匈牙利辣味香肠作为礼物送给我。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前往都灵，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在都灵吃了午餐，无忧无虑，格外快活，似乎万事大吉，想都不会想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搭夜车回到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