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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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235]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236]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第二天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每日的“餐具费”。这家饭馆还卖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难吃的烩蔬菜、用发酵粉做的面条。我们二十个人围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条的油烟味里。在大堂尽头,在没有遮挡的炉火前,一位穿着脏得简直出乎中欧人想象的厨师服、满头大汗的家伙在炸马肉饼。即便我们离开了那里,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几个小时也散不干净。

我们从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脏。开始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实的洁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从圣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馆要跑回家洗好几遍手,因为在咖啡馆里不管碰哪儿都黏糊糊地粘手,那里的卫生间看上去就像一列载满闹痢疾士兵的战时救护专列上的厕所。在我们住过的大多数旅店里,要花几个小时说服房东们为我们这些外国“小资”准备洗澡水;我的卫生需求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耻的异想天开。在旅店和咖啡馆里,我们随地都能踩到传统的锯末,锯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为的是不把地板弄坏。我们体验的一切都跟我们过去学到、想象的样子“不同”。我们胆战心惊地住在巴黎。法国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语速飞快,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能礼貌而尴尬地点点头,权当是回答。我们无亲无故地住在城里,我们谁都不认识,那时候中欧的外国人还很少敢去凯歌高奏的巴黎。我们对法国毫无了解。我们只认识一位匈牙利画家,还有几位设计师和学生。这些家伙整日闲泡在蒙帕纳斯街区的咖啡馆里。但是,我对那些整日被来自两大洲的“波希米亚”流民占据的咖啡馆十分痛恨。我更喜欢在学生街区,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消磨时光。

开始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毫无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无聊。这种无聊,我们谁都没向对方承认:每天早晨我们都发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多么惬意,我们离开柏林来到这里是多么的正确……每天早晨,我都一个人去巴黎城;罗拉留在家里洗熨衣服,因为我们没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说,巴黎的洗衣店会过度漂洗我们精良的内衣。在这座城市,一切都让我痛苦不堪。我厌恶宽大的法式双人床;但我们却努力向彼此证明,这张床是多么漂亮啊,让人感到亲密和舒适……开始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触到浆洗挺括的法式床单,就会感到凉气上蹿,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罗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电熨斗熨烫,直到旅店里发现耗电增多,引发争吵。之后,快到中午时,她也出门“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待在塞纳河左岸的老区;她最远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馆,去到“蓬马歇”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着“巴黎新款”出一会儿神,之后坐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看看街景,直至从万神殿后面传来正午的钟声。这时,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饼的饭馆,坐到铺了纸巾的桌前,在那里等我。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好几个月。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237],作家杜亚美[238],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