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迪特……和尾声（第25/52页）

我走到街上，走在曾经住过的家园里，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熟人。他是个水管修理工，出生在这个区，是个正派的老人。就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这个人也留起了灰色须髯，把自己扮成老年神父的模样，希望这样苏联人不会强迫他工作，或者放逐到更远的叶卡捷琳堡[65]。这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大包裹。认出他，我感到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听到他对着住在马路对面一栋被战火毁坏的房子里面的锁匠大叫：“耶诺，快去市中心，那里还有东西！”

而另外一个瘦高个锁匠用嘶哑又欢欣的声音回答：“你告诉我这个太好了，我马上去！……”

我站在维尔麦佐公园旁边，长时间盯着他们看。我看到一个年老的醉醺醺的保加利亚人，他以前在冬天给有钱人家里送木柴。他正从一栋大楼废墟中走出来，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地，就像复活节时神父在列队行进的仪式中托着圣物那样虔诚。他高举着一面金边镜子。镜子在冬末香槟色的阳光下闪着光芒。那个保加利亚大叔虔诚地迈着步子，举着金边镜子，就像某人在生命的尽头，终于从仙女那里得到童年一直暗自期盼的礼物。那一刻，保加利亚大叔偷了面镜子的情形耐人寻味。他平静地走在废墟之间，就像这个世界上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庆典，而这场隐秘的庆典的魔力在于他是赢得免费奖品的幸运者之一……他，一个保加利亚人，带着他偷来的镜子。

我揉了揉眼睛，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然后本能地朝老人走出的那幢破败大楼走去。大门还矗立在那里，但是在楼梯的地方，瓦砾堆起的小山丘通向楼上。后来我听说，这栋布达老房子被三十多枚炸弹、地雷、手榴弹击中。这里也住着我认识的人，一位是女裁缝，我有时也请她做一些活；另一位是给我的狗看过病的兽医；住在一层的是一位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和他的妻子，有时我跟他们一起在布达一家老甜点店——“八月”里吃下午茶。克里斯蒂娜区一直就像一座奥地利小城，不同于布达佩斯的任何区。那里原住居民和后来搬到那里的人关系亲密地居住在一起，处于一种细腻又平静的和谐之中，没有任何目标或者意义，只是每个人都属于同一阶层，属于那种靠着退休金或者小买卖谨慎积累起财产的市民阶层。如果来自低阶层的人误入这里，也能够从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处学会他们的态度，谦虚而知礼数。锁匠和修理工就是这样的……克里斯蒂娜区居住着一个大家庭，一个举止文明、尊重法律与权威的大家庭。

在这栋楼里居住的就是这一类人，此刻一个保加利亚人正举着从废墟里偷来的镜子从楼里出来，急匆匆地消失了，就像先前住在这里的水管工和铁匠一样，他们相互鼓励着，布达正在燃烧，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其他的法律秩序，那么狂欢继续进行，而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正确的，而且市中心还有未被苏联人和流氓夺走的其他东西。

我耳边再次响起水管工的尖叫，就像一段旋律……那是一个流氓的叫声，一种犯罪分子同盟的尖叫。我走进这座熟悉的房子里，从瓦砾堆攀爬到楼上，突然我发现我置身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住宅里，在中间的客厅里。我认出了这个房间，因为有一次，年老的夫妇邀请我和我的丈夫在这里喝过茶。房间的天花板没有了，一枚炸弹劈裂了屋顶，二楼的会客室连同房顶一起也被毁掉。而现在，地面上躺着一切……天花板的大梁、瓦片、窗框、上层公寓的一扇门、砖块和灰浆……还有可怜的家具碎片，一条皇家风格的桌子腿、一个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66]的柜子的正面门楣、玻璃柜、吊灯，所有一切都混在一堆疏松、潮湿的稀泥之中……

瓦砾堆中露出东方地毯的一角。年老的最高法院法官的照片也扔在地上，在那个历史的粪堆中……那是一张镶了银框的照片，他穿着长礼服，头上抹了润发油，站在镜头前面。我恭敬地看着这张照片，因为在这个穿着盛装的老年人身上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但是看了一会儿，我感到厌倦，我用鞋尖把照片拨开。这里聚集着许多瓦砾，仿佛有谁将历史的破烂堆成了一个垃圾堆。大楼的居民还没从地窖里跑出来，或者也许已经在避难所里死去……我准备朝下面走，这时我发现，楼里不只有我一个人。

断壁残垣连通着一扇门与隔壁房间。一个人爬了上来，腋下夹着一盒银质餐具。没有任何尴尬地向我致意，那么客气，就像他来这里拜访一样。隔壁房间是高等法院法官住宅的餐厅，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是一位政府公务员，我和他只是面熟而已。他也住在这里，在这个区，是克里斯蒂娜区荣誉市民……“书！”他遗憾地说，“这些书真可惜！”……我们一起爬下楼来，他还拿着银质餐具。我们无拘无束地聊着天，他说，事实上他是为了书来这里的，因为老法官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藏有众多文学和法学书籍，全都重新装订过了……他非常喜欢书，因此他想“拯救图书室”。他带着遗憾说，可惜拯救图书没有成功，因为隔壁房间的天花板也断裂了，书被淋湿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糊状物，就像在纸张粉碎机房里一样。至于银质餐具，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只是他顺带着捡起来代替书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