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第二天晚上，我正给亚伊尔洗澡洗头，一个浑身灰尘的瘦子站在了门口。由于水响和亚伊尔的说话声，我没有听见他进来的声响。他穿着袜子站在洗澡间门口。也许一直站在那儿静静地盯了我有几分钟，我才注意到他。我震惊地叫了一声。他把鞋子脱在走廊，为的是不把泥土带进屋子。

“米海尔。”我本想报以温柔的微笑。但这个名字冲出喉咙时我却抽抽搭搭。

“亚伊尔，汉娜。你们晚上好。见到你们都很健康真是太好了。我回来了。”

“爸爸，你杀阿拉伯人了吗？”

“没有，我的孩子。正好相反。犹太人的军队差点儿把我杀了。以后我再给你讲这件事。汉娜，你最好给孩子揩干身子，穿上衣服，别冻着。水冰凉的。”

米海尔服役的后备军尚未解散，只有米海尔一个人提前获得解脱，因为他们粗心地多招了两名话务员，因为眼镜打碎后他已无法从事话务工作，因为无论如何整个军营两天后就要解散，也因为米海尔身染小疾。

“你，病了。”我提高声音，好像是在谴责他。

“我说话的声音小了点。你没必要大喊大叫，汉娜。你能够看到我在走路、说话和呼吸。只是一点小毛病，很明显，是某种肠胃中毒。”

“只是吃惊而已，米海尔。我不再说了。我不说了。好了，不哭了，已经过去了。我想你。你走时，我生着病，脾气很坏。现在我病好了。我要好好待你。我需要你。你去洗澡，我把亚伊尔安顿到床上去。我要给你做顿最棒的晚餐。铺上白桌布，放上一瓶酒，这是今宵的开始。你瞧，我真傻，我把这惊喜的气氛给破坏了。”

“我想今晚还是不喝酒吧。”米海尔充满歉意地说，脸上布满安详的微笑，“我感觉不是很好。”

洗完澡后，米海尔打开帆布背包，把脏衣服扔到衣服筐中，将一切东西放好。用厚毯子裹住自己。牙齿直打战。要我原谅由于他的不适搅乱了我们相见后的第一个夜晚。

他表情很怪。不戴眼镜，读报很困难。他关上灯，掉头冲墙。夜里，有好几次我醒来时，觉得听到了米海尔的呻吟声，抑或是在打嗝。我问他要不要给他倒一杯茶。他谢绝了。我起床倒了些茶，要他喝下去。他顺从地喝了下去。又发出既不是呻吟也不是打嗝的声音。好像非常恶心。

“米海尔，你疼不疼？”

他否认说：

“不。不疼。去睡吧，汉娜。我们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晨，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请了乌巴赫医生。乌巴赫医生迈着碎步走了进来，忧郁地微笑着，宣布我们必须到医院去作紧急检查，并以惯用的安慰辞令作结：

“人不会在可以想见的那种极端状态下就能轻而易举地死掉。祝你早日康复。”

在打车去沙阿里兹迪克医院的路上，米海尔试图用玩笑驱散我的愁云。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苏联电影中的战斗英雄。差不多吧。”

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说倘若情况恶化，就让我打电话给特拉维夫的杰妮娅姑妈，告诉她说米海尔病了。

我依然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约瑟·格林鲍姆病得奄奄一息。他死于癌症。临终之前的几个星期，他的形容日渐枯槁。皮肤萎缩浮肿，双颊凹陷，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牙也坏了，人似乎每小时每小时地萎缩。最可怕的是，他的嘴向里凹陷，露出永远狡黠的微笑。好像他的病是一种获得成功的恶作剧。实际上，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始终坚持一种强迫性的诙谐。他告诉我们，死后的生存问题自打在克拉科夫[52]的年轻时代就一直吸引着他。有一次，他甚至用德文给马丁·布伯教授写信咨询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他在一家大报的通讯栏中找到了一种答案。这一问题的答案发表在一家名报的通讯栏中。几天后，对死后的生命问题他找到了一种可靠、权威的答案。此外，父亲拥有布伯教授用德文手书的回信，教授在回信中写道，我们靠子孙与著述来延续生命。

“著述不敢说，”他干瘪的嘴喃喃地说，“但我有孩子。汉娜，你觉得你是我灵魂或肉体的延续吗？”

他立即又加上一句：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你个人的情感是你个人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是找不到答案的。”

父亲死在家里。大夫认为把他送到医院是不妥的。因为人已经没指望了，他自己也清楚，大夫们也知道他明白这一点。大夫给他一些止痛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表现出一种极为奇异的镇静。一直准备着死亡那一天的来临。最后一个早晨，他身穿棕色睡袍坐在扶手椅上，解英文报纸《巴勒斯坦邮报》上的有奖字谜。中午，他出去到邮筒那儿把答案寄出。回来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没有上锁。他背朝门口，靠在窗台上死去了。其用意是不想让他的亲人看到一幅不愉快的画面。当时，哥哥伊曼纽尔已参加了距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基布兹的地下组织。母亲和我去了理发店。那天早晨，从前线传来不可靠消息，斯大林格勒一战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遗嘱中，父亲为我的婚礼留下了三千镑。伊曼纽尔哥哥放弃基布兹生活后，我得把钱分给他一半。父亲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他也留下了一叠约十二封左右的名人书信，这些信是他们对他那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答复。其中两三封的确是出自世界知名人士之手。父亲也留下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开始我还以为他有秘密记下思想心得与观察体验的习惯。后来我意识到，笔记本上是他多年来从大人物那里听来的字句。例如，在一次从耶路撒冷去特拉维夫的路上，他与同坐一节车厢的梅·乌希什金[53]交谈，听到乌希什金这样说：“尽管在任何行动中都有怀疑的必要，但是人在做事时应像怀疑并不存在一样。”我发现了父亲在笔记中记下的这些话，出处、日期以及有关事项都括在括弧中。父亲是个处处留心的人，对暗示与征兆比较注意。他从不把从心底里向强大的力量卑躬屈膝当成是降低自尊。我爱他胜于爱世上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