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天空亮堂了一些。蓝色的云朵向东飘去。空气湿漉漉的。

米海尔和我约好在爱迪生电影院门口见面。谁来得早谁就买上嘉宝[11]主演的两张电影票。女主人公把身心献给一个猥琐鄙俗的男人之后,在单相思中死去。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想发笑的强烈冲动。她的痛苦与他的鄙俗就像简单方程式中的两项,我从没有兴趣去求解。我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充实。把头靠在米海尔肩上,斜视着银幕,直到图像转换成一串五颜六色的光点,在以浅灰为主体色调的黑白幕布上跳荡。

走出电影院时,米海尔说:

“一个人心满意足、无所事事的时候,感情就会像恶性肿瘤一样蔓延开来。”

我说:

“陈腐的论调。”

米海尔说:

“汉娜,你可记住了,我不是搞艺术的,我只是像人们所说的那种卑微的科学工作者。”

我没有就此罢休。

“这也叫陈腐。”

米海尔微笑着。

“嗯?”

只要他无言以对,他就微笑,就像一个看到成年人做了什么滑稽事的小孩,那是一种既尴尬又让人尴尬的微笑。

我们从以赛亚街逛到盖乌拉街。明亮的星星在耶路撒冷上空闪烁。英托管时期的许多路灯都已毁于“独立战争”的炮火之中。到了1950年,多数路灯已被损坏。街道另一端掩映在远山的阴影里。

“这不是一座城市,”我说,“只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卡斯塔尔山、斯克普斯山、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奈比萨姆维尔山、密斯凯里山。整座城市突然间显得非常虚幻。”

米海尔说:

“雨后的耶路撒冷让人感到十分伤心。实际上,它没有不让人伤心的时候。然而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季节,伤心的程度又不尽相同。”

我感到米海尔的手臂勾住了我的肩膀。我把双手揣进温暖的灯芯绒裤兜。这当儿,我掏出一只手摸了一下他的下巴。今天,他的脸刮得很整齐,不像我们在塔拉桑塔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不用说,他刮脸是为了讨我喜欢。

米海尔很不好意思,谎称他今天买了一把新的剃须刀。我大笑起来,他迟疑片刻,也同我一起笑了起来。

盖乌拉大街上,我们看到一位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的正统派犹太教妇女。她推开三楼的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样子是想跳下来。但这女人只是把沉重的铁百叶窗关上。铰链呻吟着,似乎发出某种绝望之声。

经过撒拉·杰尔丁幼儿园的游乐场时,我告诉米海尔自己在那里工作。我是个严厉的教师吗?他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他像个孩子,开始叙说一件事,却不知道如何结尾。发表某种见解,但不敢维护。一个孩子。

米海尔笑了。

在马拉哈伊街拐角,从一个院子里传出了猫叫。那是一声响亮而又歇斯底里的尖叫,接着又是两声几近窒息的哀号,最后是一声低沉的呜咽,微弱而又谦恭,仿佛没有感觉,没有希望。呜咽声消失了。

米海尔说:

“它们是在求偶。你知道吗,汉娜?猫发情是在冬季,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以后我结了婚要养只猫。我一直想有只猫,但我爸爸不让。我是个独子。猫在求偶时嗥叫,因为它们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习俗的约束。在我的想象中,发情期的猫就好像是被陌生人逮住、往死里挤压那样。这是一种肉体上的痛苦。烧灼,不,我在地质学中没学过。我这样说话恐怕你又要取笑我了吧。咱们走吧。”

我说:

“你在家里一定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

“我曾经是家里的希望。”米海尔说,“现在也是。我父亲和他的四个姐妹都在为我打赌。我在他们眼里像是一匹赛马,我的大学教育仿佛是一场越障赛马。汉娜,你上午在幼儿园里做些什么呢?”

“多可笑的问题。做的正是其他幼儿园老师做的事。在上个月的光明节[12]上,我们一起糊好头箍,用硬纸板剪出马加比。有时清扫院中路上的落叶,有时弹钢琴。我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自己记忆中的印第安人、岛屿、旅行和潜水艇。小时候,我很喜欢哥哥买的儒勒·凡尔纳与詹姆斯·库珀写的书。我以为,要是摔跤、爬树、读男孩子的书,自己就会长成男孩。我恨自己是个女孩。已婚妇女总是让我起腻。即使现在,我也渴望遇见一个米海尔·斯特洛果夫[13]式的男人。高大魁梧,但同时又稳重少言。他一定非常安静、忠诚、温和,但只是用一种力量才控制住汹涌澎湃的内在激情。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不把你比作米海尔·斯特洛果夫。为什么要把你比作他呢?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