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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她回到姐姐家里，他们看见她的模样大吃一惊，因为她浑身透湿，冻得僵硬，因为她开玩笑似的抱怨说特拉维夫大街上没有英俊的年轻小伙，要是她发现了，就会引诱他们，男人看她时目光里总是具有某种渴望，但很快很快这渴望就会寥寥无几。她姐姐哈娅急忙给她放了热乎乎的洗澡水，我妈妈洗了个热水澡。她一点食物都不沾，因为任何吃的东西都让她反胃。她睡了两个小时，后半晌她穿戴整齐，穿上上午走路时弄得潮湿冰冷的雨衣和雨鞋，再次出门，遵从医生建议，到特拉维夫大街上寻找年轻英俊的小伙。今天下午，因为雨小停一阵，大街不那么空旷了，我母亲没有漫无目的地瞎逛，她走到迪赞高夫大街和JNF林荫大道的拐角，从那里走过迪赞高夫和戈登大街与弗里西曼大街的交界处，漂亮的黑手提包在雨衣肩部晃荡，她观看漂亮的商店橱窗和咖啡馆，并且浏览了一下特拉维夫人眼中的波希米亚生活，然而这一切在她看来俗丽而廉价，都不是原汁原味的，犹如模仿之模仿，令她觉得乏味沮丧。一切似乎值得并需要怜悯，但是她的怜悯已经用尽。傍晚，她回到家里，还是什么东西也不吃，喝了一杯清咖啡，接着又是一杯，坐下来盯着一本书，书倒着落到地上，她闭上眼睛，约有十来分钟，茨维姨父和哈娅姨妈以为听到了轻微而不均匀的鼾声。后来，她醒了，说需要休息，说觉得专家告诉她每天在城里走上几个小时，非常正确，她觉得今天晚上她会早点睡着，终于能够设法睡得安稳了。八点半，她姐姐又给她换了床单，往被子里放了一个热水袋，因为夜里非常寒冷，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又敲打着百叶窗。母亲决定和衣而睡，坚信她不会再醒来，在厨房度过难熬的夜晚。她从姐姐放在床边的保温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等着它稍微凉一些，喝茶时把安眠药一同咽了下去。要是我在那一刻，在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或八点四十五分，和她一起在哈娅和茨维家可俯瞰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解释不成功，我会尽可能唤起她的怜悯之情，让她可怜她唯一的孩子。我会哭，我会不顾羞耻地恳求，我会抱住她的双膝，我甚至可以假装晕倒，或者殴打抓挠自己，直至涌出鲜血，像我看到她在绝望时刻所做的那样。或者我可以像凶手一样打她，毫不犹豫用花瓶砸她的头，花瓶粉碎。或者用放在房间角落架子上的熨斗打她，或者利用她身体不好，骑到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把那些药丸、药片、药口袋、药水、饮剂以及糖浆统统拿走，全部毁掉。然而不允许我在那里，甚至不允许我参加她的葬礼。我妈妈睡着了，这一次她不再噩梦缠身，不再失眠，凌晨时分，她吐了，随之又睡着了，依然是和衣而眠，因为茨维和哈娅开始产生疑虑，在日出之前叫了辆救护车，两个担架手小心翼翼地抬着她，免得惊扰她的睡眠，在医院，她也不听他们说话，尽管他们想尽办法，惊扰她的安眠，但她对他们不予理会，甚至对那位跟她说心理是身体之大敌的专家也不予理会，她早晨依旧没有醒来，天光明媚时也没有醒来，医院花园的榕树枝头，鸟儿爱丽丝惊异地呼唤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

2001年12月于阿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