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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亲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就以色列针对纳粹时期遇难犹太人财产损失是否应该索赔或接受德国赔偿争论。一些人赞同大卫·本—古里安，不允许杀人犯继承掠去的犹太人财产，当然要以货币形式全部归还以色列，帮助接纳大屠杀幸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对党领袖贝京为首，痛苦并愤怒地宣称，受难者唯一的国家廉价地向德国出售赦免券，以换取带有血腥气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个以色列暴雨滂沱，几乎不见停歇。阿亚龙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扑岸，淹没了特拉维夫的莫提费奥地区，并有即将淹没其他地区的危险。滔滔洪水给临时难民营造成了极大破坏，帐篷、瓦楞铁或帆布棚屋里挤满了从阿拉伯国家逃来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还有逃脱希特勒魔爪从东欧、巴尔干来的犹太难民。有些难民营已经遭洪水阻隔，濒临饥饿与瘟疫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还不到四岁，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的难民。以色列由于在防卫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上接纳难民，还由于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管理体制笨拙，因此国库空虚，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濒临崩溃边缘。那周周初，财政部长大卫·霍洛维茨肩负紧急使命飞往美国，希望一两天之内得到一千万美金的短期贷款以战胜灾难。父亲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和我讨论了所有问题。他星期四把母亲送到了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在那里过了一夜，星期五回来后，从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坚持爬起来上学。奶奶建议我们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安息日，她认为我们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种病毒。但是我们愿意回家。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亲决定真诚地、如成年人对成年人那样向我汇报说，一到哈娅姨妈家，母亲的精神状态就有所好转，星期四晚上他们四人一起到迪赞高夫大街和杰伯廷斯基大街交界处的一个小咖啡馆，离哈娅和茨维的家只有几步路。他们只打算待一会儿，可一直在那里坐到打烊。茨维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医院生活，妈妈脸色见好，加入谈话，那天夜里，她睡了几个小时，然而到后半夜，她显然醒来，坐到厨房里，以免打搅大家。早晨，当父亲和她告别回耶路撒冷去上几小时的班时，母亲许诺，没必要为她担心，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要他好好照顾孩子，昨天他们来特拉维夫时，她觉得孩子感冒了。

父亲说：

“母亲说你感冒非常正确，我们希望，她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很正确。”

我说：

“我只剩一点作业没做了。我做完作业，你有时间跟我往集邮册里粘些新邮票吗？”

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没有停息。父亲和我一连几个小时专注于集邮。我们有时头碰头。我们把邮票同大厚本不列颠目录上的图片一一比较，父亲给它在集邮册里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与以前的邮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页。星期六下午，我们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近来成为妈妈病床的床上。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休息之后去他们家，吃浸泡在金黄色调味汁里的鱼饼冻，周围撒上一圈煮胡萝卜片，但是我们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因此决定最好待在家里。天空阴霾，我们四点钟就得开灯。父亲坐在书桌旁，为写一篇已经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两个小时，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埋头于书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时，我躺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看一本书。后来，我们玩国际跳棋：父亲赢了一盘，我赢了一盘，第三盘我们打平了。很难说是父亲打算要这种结果，还是听其自然。我们吃了一点甜点，喝些热茶，我们都从妈妈的药堆里拿了两片药来帮助抗击感冒。后来我上床睡觉，我们都在早晨六点钟起来，七点钟，药店老板的女儿茨皮来告诉我们，有人从特拉维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过十分钟再打来，请克劳斯纳先生立即赶到药店里，她爸爸让她说，可能有急事。

哈娅姨妈告诉我，在茨阿哈龙医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维姨父，星期五从医院里请了一位专家，他主动下班后专程赶来。专家不慌不忙给妈妈做全面检查，停下来和她聊天，接着又继续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说她疲倦、紧张，身体有点透支。除失眠外，他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倘若我们能像取出扁桃体与阑尾那样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满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认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做检查没多大必要，但是也不会有坏处。他建议彻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尤其重要的是，他说，病人应该每天至少出去一个甚至两个小时，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带上伞，就在城里转转，看看商店的橱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也给她开了些强度很大的新安眠药，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医生开的新药更新，强度更大。茨维姨父急忙赶到布格拉绍夫大街的药房里买药，因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药房都因过安息日已经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