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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大多数耶路撒冷人并不向往另一场战争，并不在意消失在混凝土帘幕与雷区背后的哭墙，还有拉结墓的命运。破败不堪的城市舔舐自己的创伤。整个那个冬天以及接下来的春夏，杂货铺、蔬菜水果店以及肉铺前面排成一长条灰线。又开始了缩减制度。卖冰人的车后聚集起一排排人，卖煤油的车后也聚集起一队队人。按照配给票证本上的购物券分配食品。鸡蛋和一点点鸡肉只限定售给儿童和持有医疗证明的病人。牛奶限量供应。在耶路撒冷很少看到水果和蔬菜。油、糖、粗面粉和面粉两星期或者一个月间或出现一次。要是你想买普通的衣服、鞋子或者家具，你就得用光你配给票证本上正逐渐减少的宝贵购物券。鞋子多用仿皮制作而成，鞋底薄得像层薄纸板。家具也尽是伪劣产品。人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喝代用咖啡或者菊苣根，鸡蛋粉和奶粉代替真正的鸡蛋和牛奶。我们开始痛恨每天必吃的冷冻鳕鱼鱼片，那是新政府廉价从挪威买来的，储量丰富。

战争过后的最初几个月，你若离开耶路撒冷去往特拉维夫或国内其他某地，甚至都需要特批。但是所有精明或一意孤行的人，手里有点小钱了解黑市的人，与新管理阶层勾勾搭搭的人，基本感受不到物品匮乏。有些人想方设法在居民已经逃亡或遭到驱逐的阿拉伯繁华地段，或者是战前英军和内政服务家庭居住的地段，如卡塔蒙、塔里比耶、巴卡阿、阿布托尔以及德国人居住区，攫取房产。成千上万逃离或被逐出阿拉伯国家的比较贫穷的犹太人取代了比较穷困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穆斯拉拉、利夫塔和埃里玛里哈。特拉皮尤特、阿伦比军营以及贝特马兹米尔建立起一个个临时大难民营，瓦楞铁搭起的棚屋一排接一排，没有通电，没有排水沟，没有自来水。冬天，棚屋与棚屋之间的一条条小路变成泥泞，寒冷彻骨。伊拉克来的会计、也门来的铁匠、摩洛哥来的商人和店主、布加勒斯特来的表匠挤进这些棚屋，参加政府筹划的耶路撒冷山上清理石头再造林地工程，换取微薄的收入。

“英雄主义年代”一去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加入英军和英国人在反纳粹战争中建立的犹太旅的年代，抗英斗争、地下武装、非法移民、“塔与栅栏”的新村定居、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五国正规部队的殊死搏斗，永远成了过去。

燃情时代既已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我后来试图在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中捕捉到这种气息。）在这个年代里，有的是发钝的奥卡瓦剃须刀片，没有味道的象牙牙膏，臭烘烘的议会烟卷，“以色列之音”狂吼滥叫的两个体育评论员尼哈米亚·本—阿夫拉汉姆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尼，鳕鱼肝油，配给票证本，施姆里克·罗森及其测试节目，政治评论员摩西·麦德兹尼，使用崇尚希伯来精神的姓氏，食品配给，政府工作方案，杂货店前一排排长队，嵌进厨房墙壁里的食品储藏室，廉价沙丁鱼、应可达罐头，以色列—约旦联合停战委员会，来自停火线另一方的阿拉伯渗透者，戏剧公司——奥海尔、哈比玛、哆—来—咪、克里斯巴特伦、喜剧演员达吉干和舒马赫、曼德尔鲍姆门交叉路口、报复性的袭击、用煤油给孩子洗头去除虱子、“向临时难民营伸出救援之手”、“遗弃的阿拉伯资产”、防御基金、无人地带，还有“我们的血不会白流”。

我再次每天早晨前往塔赫凯莫尼大街的塔赫凯莫尼宗教学校上学。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会打架，父母都是艺术家、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他们家里都有八九个孩子，其中一些人总在觊觎我的三明治。一些人剃着光头，我们都戴黑颜色的单角贝雷帽。他们很快便发现，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当中最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开心，因此他们合伙聚在操场的水管旁边对付我，向我泼水。当他们想出些新鲜出格的点子羞辱我时，我有时会站在讥讽折磨我的人当中喘着粗气，挨打，浑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敌人大吃一惊，我开始歇斯底里殴打抓挠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么两三次，妈妈情绪失控，当我的面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有时候，我给他们编未完待续的悬念小说，按照我们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的动作片的套路编让人屏住呼吸的情节。在那些故事里，我毫不犹豫把人猿泰山引见给飞侠哥顿，要么就把尼克卡特介绍给福尔摩斯，要么把卡尔·迈笔下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和梅恩·里德与宾虚或神秘的外部太空或纽约郊区的恶棍帮派糅合起来。每次休息，我通常只给他们讲一段，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山鲁佐德用故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始终在最为紧张的当口止住，正当主人公似乎就要遭受厄运、面临绝路时，无情地且听来日分解（我尚未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