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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邻居又开始在夏日夜晚出现在我们的小院,一杯香茶,一块蛋糕,谈论政治或文化事务。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哈伊姆和汉娜·托伦,克洛赫玛尔夫妇,克洛赫玛尔夫妇在盖乌拉大街的小店重操旧业,修理玩偶,让秃头“泰迪熊”重新长出头发。雅考夫—大卫与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也是常客。(他们在儿子约尼被打死后,一连几个月面色苍白。阿布拉姆斯基先生甚至更加絮絮叨叨,而杰尔塔变得非常沉默寡言。)我父亲的父母,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有时也会来,温文尔雅,显示出敖德萨人的高傲。对于儿子所说的一切,亚历山大爷爷一概予以猛烈的驳回“咳,有什么呀”,轻蔑地摇摇脑袋,但是他从未有勇气向施罗密特奶奶表示异议。奶奶会在我腮帮子上湿乎乎地亲两下,立即用一块纸巾擦她的嘴唇,用另一块纸巾擦我的脸颊,朝妈妈准备的茶点,或是朝没有叠好的纸巾耸耸鼻子,或者是朝她儿子的西服外套耸耸鼻子,在她看来,儿子的外套俗不可耐,简直像东方人穿衣服那样没有品位:

“但是真的,罗尼亚,真便宜!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那衣服?在雅法的一家阿拉伯商店?”她看也没看我妈妈一眼,伤心地加了一句,“只有在最小的犹太小村子,没什么正经文化,你可以看见有人那么穿戴!”

他们会围坐在搬到院子里用作花园桌的一张黑色茶桌旁,异口同声赞赏凉爽的晚风,边品茶和蛋糕,边分析斯大林近来的行动或者杜鲁门总统的坚决果敢,讨论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或者印度分治问题,谈话由此转到年轻国家的政治形势上,变得更加活跃了。斯塔施克抬高声音,而阿布拉姆斯基使劲地摆手,用高亢的《圣经》希伯来语取笑他。斯塔施克对基布兹和新型的集体农场坚信不疑,主张政府应该把所有的新移民都送到那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一下船就直接送过去,彻底治愈他们的大流散心态及其受迫害情结。正是在那里,田间的艰苦劳作,铸造了新型的希伯来人。

对以色列劳工组织领导层布尔什维克实行专断,不拥有他们的红卡不得工作,父亲深表不平。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胆怯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本—古里安有种种错误,但他也是时代英雄:当心胸狭隘的党政仆人有可能受阻,错过建国的适时时机时,苍天有眼把本—古里安派给我们。“是我们的年轻人!”亚历山大爷爷大叫,“是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赢得了胜利和奇迹!根本不是本—古里安!是年轻人!”爷爷说着朝我弯过身子,心不在焉地拍了我两三下,仿佛在犒劳年轻一代赢得了战争。

女人几乎从不加入谈话。那时赞美女子是“如此非凡的听众”,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赞美惬意的气氛,而不是赞美她们介入谈话,已经成为习惯。玛拉·鲁德尼基,比如说,不管斯塔施克何时说话,都会高高兴兴地点头,要是有人打断他,她都会摇头。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双手抱肩,仿佛感到冷似的。自从约尼死后,即使在温暖的夜晚,她也会侧头坐在那里,好像在看邻居花园里的柏树树梢,双手还是抱肩。施罗密特奶奶是个有主意又固执己见的女子,有时会用她深沉的女低音插嘴:“非常非常正确!”要么就是:“比你说的还要更加糟糕,斯塔施克先生,更加更加糟糕!”或者还有:“不——!阿布拉姆斯基,你在说什么呢!根本不可能!”

只有我母亲有时颠覆这一规则。当出现片刻宁静时,她会说些先是看来不相关的话,但接着便能看出整个谈话引力中心实现了彻底的平和转移,没有改变话题,也没有与先前的那些话题相矛盾,而是好似她自己正在谈话后墙上开了一扇门,而那时墙上显然没有门。

她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后,就沉默下来,赞许地微笑着,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却没有看客人或者我父亲。妈妈说过话后,整个谈话的立足点似乎已经转移。不久以后,她依然露出令人愉快的微笑,那微笑似乎对什么东西表示不确定,又对另外什么东西进行破解,她站起身,给她的客人们再请一杯茶:要吗?味道怎么样?再来一块蛋糕吗?

身为一个孩子,我那时对妈妈瞬间打断男人们的谈话感到有些苦恼,也许因为我意识到说话人当中有一丝看不见的难堪,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要摆脱困境的企图,仿佛在那一刻害怕他们也许漫不经心地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引得我妈妈窃笑,而他们自己却不知何故。也许是她内敛的光华照人的美始终令这些克己的男人局促不安,使他们唯恐她会不喜欢他们,或者发现他们有点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