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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发生的第一个星期，约二十名犹太人遇害。到第二个星期末，整个国家有二百多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身亡。从1947年12月初到1948年3月，阿拉伯武装拥有主动权，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只得通过牢固防御才能放下心来，因为英国人摧垮了哈加纳所要发动的反击，抓捕哈加纳成员并没收其武器。当地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阿拉伯邻国来的数百名武装志愿者，还有投向阿拉伯方面并与之并肩作战的约两百名英国士兵，封锁了公路，把犹太人的势力范围缩小到围困起来的一块块马赛克似的定居点，或者是一片片定居点，那里只有通过护航才能保障食品、燃料和军火供应。

而英国人仍然继续维系其统治，把力量主要用在帮助阿拉伯人作战上，并束缚犹太人的手脚，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逐渐和整个国家隔绝开来。它通往特拉维夫的唯一一条公路也遭到阿拉伯人的封锁，护航员只能不定期地将食品和必需品从沿海运往耶路撒冷，付出了沉重代价。1947年12月末，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实际上陷于围困。伊拉克正规军得到英国管理部门的允许，控制了洛什哈阿因的抽水站，炸掉抽水装置，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区除水井和水库外，再无别的水源。孤零零的犹太区，如老城城墙内的犹太人居住区，也门莫西、梅库尔哈伊姆和拉马特拉海尔由于与城里的其他犹太人居住区隔断了联系，因此陷于重重围困中。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监管食品配给和每隔两三天在炮火间隙中沿街按照人头分发饮水的车辆。面包、蔬菜、糖、牛奶、鸡蛋和其他食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食品券分配给各家各户，这些生活用品发光后，偶尔分给我们一些劣质奶粉、面包干以及味道怪怪的鸡蛋粉。医药用品几乎用光，伤员做手术时有时不打麻药。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因为几乎不可能弄到煤油，所以我们一连几个月生活在黑暗中，或者使用蜡烛。

我们那拥挤不堪、像地下室的住房变成楼上居民们的炮弹掩体，认为它在轰炸和枪击时比较安全。我们取下所有的窗玻璃，用沙袋把窗子堵住。从1948年3月到第二年8月或9月，我们日夜住在山洞般从不见天日的黑暗里。在这沉沉黑暗和无法摆脱的污浊空气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二十或二十五个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邻居、素不相识者、熟人，以及从第一线居住区里来的难民，他们就睡在床垫或者草垫子上。他们当中有两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终日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神情木然，有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自称先知耶利米，动不动就悲悼耶路撒冷的毁灭，向我们大家预言阿拉伯人在拉马拉附近有毒气室，“他们在那里已开始每天毒死两千一百个犹太人了”，还有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还有亚历山大爷爷的鳏夫兄长（琪波拉伯母1946年去世），约瑟夫伯伯本人——克劳斯纳教授——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这两个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设法从已被包围与外界隔断联系的塔拉皮尤特逃脱，来和我们一起避难。现在他们和衣躺在小厨房的地板上，那里如今被视为房子里最为安静的地方，他们也没脱鞋，时睡时醒——因黑暗之故，难以辨别夜与昼。（据说，阿格农先生也偕夫人离开塔拉皮尤特，与热哈维亚的朋友们住在一起。）

约瑟夫伯伯用他那略带哭腔的尖厉声音，为不得不留在塔拉皮尤特的图书馆及其宝贵手稿的厄运痛惜，天晓得能否再看见它们。至于哈娅·爱里茨迪克，她唯一的儿子阿里埃勒已经从戎，为保卫塔拉皮尤特而战，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是死是活，有没有负伤或被关进监牢。注

米尤多夫尼克夫妇的儿子格里沙在什么地方与帕尔马赫注共同作战，二人从第一线的贝特以色列地区的家里逃出来，在我们的小房子里落脚，与其他几家人一起挤在战前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米尤多夫尼克先生深怀敬畏，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在塔赫凯莫尼用的署名马提特雅胡·米尤多夫尼克的那本绿皮书《三年级算术》就是他写的。

一天上午，米尤多夫尼克外出，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于是他的太太去市里的停尸房仔细寻找，回来时很高兴，疑虑全消，因为没有在死人堆里找到她的丈夫。

又过了一天，米尤多夫尼克还是没有回来，父亲像往常一样想打破沉默或者是驱除不快，开始打趣。他宣布，我们亲爱的马提特显然发现某位穿卡其布裙的具有战斗美，现在正和她并肩作战呢（他拙劣地试图使用双关语）。

但是一刻钟过后，这个费劲找乐的父亲突然神情严峻，自己去了停尸房，在那里，根据自己借给米尤多夫尼克先生的那双袜子，设法辨认出那具已被炮弹炸烂的尸体。大概因为尸体已经面目全非，米尤多夫尼克太太没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