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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报纸也充满了猜测、分析、估计与推测。联合国大会会不会就分治决议投票呢？阿拉伯人会不会成功地改变提议，或者取消投票？如果确实要投票，我们能不能得到总票数的三分之二？

每天晚上，父亲会在厨房坐在我和妈妈中间，擦干油布桌布后，在桌子上铺几张纸牌，借着暗淡昏黄的灯光，开始算赢得表决的机会。他的情绪一晚比一晚低落。所有的计算都表明某种毁灭性的失败不可避免。

“十二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自然会投反对票。天主教会肯定会给天主教国家施加压力投反对票，因为建立犹太国家与教会的基本信仰背道而驰，没有谁会像梵蒂冈那样长于幕后操纵。因此，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拉美国家的二十张赞成票。斯大林无疑会指挥他共产主义集团中所有的卫星国家依照他坚定的态度投票，因此又有十二票反对我们。更别提英国，它一向四处搅起反对我们的情感，尤其是在其辖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它们会拧成一股绳，把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所有机会都加以摧毁。法国，还有追随它的国家会怎么样呢？法国从来就不敢冒险招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百万穆斯林。希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在阿拉伯国家有相当大的希腊人社区。美国自己呢？美国最终会支持分治协议吗？要是大型石油公司和我们在国务院的敌人安圈设套，一边倒，战胜杜鲁门总统的良知，又将如何？”

父亲一遍又一遍估算联合国大会的选票落向何方。一个又一个夜晚，他试图减少损失，策划在经常追随美国的国家当中建立一个联盟，那些国家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去击败阿拉伯人，还有丹麦、荷兰等一些令人尊重的小国，那些目睹了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恐怖的国家，眼下也许准备行动，出于良知行事，而不是出于利益考虑。

在这非常时刻，谢赫贾拉别墅（离这里走路只需四十分钟）的希尔瓦尼家族也坐在餐桌前围着一张纸从反方向进行预测吗？他们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忧心忡忡，不知希腊人要投谁的票，仔细思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怎样做最后决策？他们是不是也有他们的乐观者与悲观者，犬儒主义者与命运先知？他们是不是每天夜里也在发抖，想象我们正在筹划并挑起事端，狡猾地操纵？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在害怕我们？

阿爱莎，还有她在塔里比耶的父母呢？他们全家坐在一间屋子里，尽是蓄胡子的男人和佩戴珠光宝气的女人，面带愠怒，眉头紧皱，围坐在一碗碗橘皮蜜饯四周，窃窃私语，计划“用鲜血淹没我们”？阿爱莎有时依然弹奏从犹太钢琴老师那里听来的旋律吗？还是被禁止弹琴？

也许是另一种情形，他们默默地站在小男孩的床边？阿瓦德。他的腿做了截肢手术。因我之故。也许他就要死于血液中毒。因我之故。他那双充满好奇与无辜的幼犬般的眼睛合上了。在痛苦中紧闭。他脸色憔悴，惨白如冰。额头忍受着疼痛煎熬。他可爱的鬈发散落在枕头上。等也等啊，歇也歇啊。在剧烈的疼痛中呻吟颤抖。像婴儿那样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哭。坐在他身边的小姐姐对我恨之入骨，因为那是我的过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由于我的过错，她遭到结结实实、没完没了的毒打，脖子上、头上、脆弱的肩膀上，不是像平时打一个犯错误的女孩，而是像驯服一匹倔强的马驹。是我的过错。

1947年，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9月的晚上光顾，和我们一起坐坐，和父亲一起盘算哪些国家会投以色列的票。汉娜和哈伊姆·托伦，还有鲁德尼基夫妇、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或者阿布拉姆斯基，或者我们的邻居罗森多夫夫妇和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克洛赫玛尔先生在盖乌拉大街开了一家夜间上锁的小店，他终日身穿一条皮革围裙，戴一副角质镜架眼镜，坐在那里修理娃娃：

值得信赖的医治者，但泽人，玩具医生

可能是我五岁那年，一次，古斯塔夫叔叔在他那家微型小店里，修好了我那长着一头红发的芭蕾舞女演员娃娃彩莉，分文未取。她那长满雀斑的鼻子被打破。克洛赫玛尔先生技艺精湛，使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把她修补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克洛赫玛尔先生深信能和我们的阿拉伯邻居对话。在他看来，凯勒姆亚伯拉罕的居民应该组成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和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乡长、谢赫和其他要人谈判。毕竟，我们一向睦邻友好，即使整个国家现已失去理性，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北部，在双方从未发生任何冲突与敌意的地方，也没有失去理性的必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