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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思考／那样一个夜晚／荟萃的群星只是个流言……

那年夏天，杰尔达老师还没有结婚，但有时一个男人出现在院子里。在我看来，他并不年轻，那模样表明他是个教徒。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无意地撕破了她和我之间织下的那看不见的晨网。有时他带着一丝索然无味的微笑朝我点一下头，背对着我站在那里，和杰尔达老师谈话，那谈话持续了七年，要么就是七十七年。他们用意第绪语说话，因此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有那么两三次他甚至设法让她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小姑娘般的笑声，我不记得我曾经使她这样笑过。甚至在梦中也没有。绝望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架水泥搅拌机的具体图影，那架搅拌机在马拉哈伊大街那头放了有好几天了，我会在半夜里把这个爱逗笑的弄臣杀死，天亮之前把他的尸体拖进搅拌机的肚子里。

我是个善于辞令的孩子，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说话。早晨，还没睁开眼睛，我就开始发表演说，几乎一刻不停，一直持续到晚上熄灯，持续到我的梦中。

可是我没有听众。对于与我同龄的其他孩子，我所说的一切听起来像斯瓦西里语或是莫名其妙的话，而对于成人来说，他们也都在发表演说，和我一样，从早到晚，他们谁也不会听他人说话。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谁也不听谁的。也许他们甚至也不真的听自己的。（只有我那位好爷爷亚历山大，他可以全神贯注地倾听，甚至从所闻中汲取许多乐趣，但是他只听女士们说话，不听我的。）

结果，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只耳朵伸出来要听我说话，鲜有例外。即便是有人屈尊要听我说话，但两三分钟以后就烦了，尽管他们彬彬有礼假装在听我说话，甚至佯作从中得到一种享受。

只有杰尔达，我的老师，听我说话。不是像一位心地善良的阿姨，出于怜悯之情，疲倦地把一只经验丰富的耳朵借给一个突然向她劈头盖脑倾泻的小字辈儿。不是的。她一点一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仿佛正在从我这里听到令她惬意令她好奇的事情。

而且，杰尔达，我的老师，当她想听我说话时，怀着敬意轻轻燃起我的热情，向我的篝火里添加树枝，可是，当她已经听够了，她会毫不犹豫地说：

“现在我已经不想听了。请不要再说了。”

别人三分钟后就不再听了，但是却任我没完没了地唠叨一个钟头，始终假装在听，而想着自己的心事。

所有这一切均发生在二年级结束之后，在我结束儿童王国的读书之后，在我去塔赫凯莫尼之前。我只有八岁，但是已经养成了阅读报纸、通讯以及各种杂志的习惯，此外还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两百本书。（几乎所有落入我手中的东西，几乎不加选择，我搜寻了父亲的图书馆，只要发现用现代希伯来语写的书，就用牙齿在我的角落里啃噬。）

我也写诗，描写希伯来部队，地下战士，征服者约书亚，甚至写一只踩扁了的甲虫，或者是秋天里的忧伤。我把这些诗作在早晨送给杰尔达，我的老师，她小心翼翼地抚摸诗作，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关于这些诗，她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际上，我已经把诗歌给忘了。

但是我确实记得，她怎样对我讲述诗歌和声音。不是讲述向诗人心灵诉说的来自天国的话音，而是讲述不同语词发出的不同声音：比如“窸窣”是个耳语词，“尖利”是一个尖锐刺耳的词，“咆哮”一词含有深厚之音，而“音质”含有声音精细之义，而“噪音”就是噪音本身，等等。她掌握着全套语词和声音，我在这里更多的是追问记忆，而不是能够出产。

那个夏天，当我们近在咫尺时，我也许从杰尔达，我的老师那里听过这样的话：要是你想画一棵树，就只画几片树叶，你用不着把它们全部画出；要是你想画一个人，不必画出每根头发。但是在这点上，她并不执着，一次说这里或那里我着墨过多，而另一次她会说，我确实应该多画一点。可是该怎样把握呢？直至今日我依旧在寻找答案。

杰尔达老师也向我展示了一种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希伯来语，是我在克劳斯纳教授家或者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大街上的任何一本书中从未读到过的希伯来语，一种奇怪、不合规范的希伯来语，一种关于圣徒故事、哈西德传说、民间谚语的希伯来语，是渗透进了意第绪语的希伯来语，打破所有规范，把阳性和阴性、过去时和现在时、代词和形容词混为一谈，不地道、不连贯的希伯来语。但那些故事却拥有神奇的活力！在一篇讲雪的故事中，故事本身似乎由雪一样冰冷的语词构成。在一篇关于火的故事中，语词本身熊熊燃烧。在她所讲述的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事情中，有某种奇异、起催眠作用的甜美！仿佛作家把笔蘸在酒里，使语词站立不稳，在你口中打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