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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十年过去后，1976年，我应邀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为期两月的客座讲学。他们给我在守望山校园提供了一间画室，每天早晨我坐在那里撰写《恶意之山》集中的一个短篇《列维先生》。故事发生在英国托管末期的泽弗奈亚大街，于是我到泽弗奈亚大街和与之相邻的街道散步，看自那时以来有何变化。“儿童王国”私立学校已经关闭许久，院子里满是废弃杂物，果树已死。教师、职员、翻译和银行出纳、装订工人、国内的知识分子、为报纸撰文的作家们大多已然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地区住满了极端正统派的穷苦犹太教徒。我们所有邻居的姓名在报箱上几乎都找不到。我见到的唯一熟人就是斯迪奇老太太，是我们称为曼努海勒“矬子”的驼背女孩曼努海勒·斯迪奇年迈多病的母亲，我远远地看见她正坐在垃圾箱附近的一个偏僻院子里的木凳上打盹。每一面墙上都花花绿绿悬挂着刺眼的传单，仿佛在空中挥动具有双关色彩的拳头，用各种形式的非自然死亡威胁着有罪之人：“有违礼仪之界”，“我们蒙受了重大损失”，“不可难为为我受膏的人”注，“墙上的石头因恶令而哭喊”，“上苍注视着在以色列从未发生过的可怕坏事”，等等。

三十年来，我从未看见过我在“儿童王国”学校读书时的二年级老师，而此时此地，我突然站到了她的门阶前。大楼前面曾是朗格曼先生的乳品店，他经常把装在沉重的圆金属牛奶桶里的牛奶卖给我们，现在则成了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商店，销售各种各样的男子服饰用品、服装、纽扣、扣件、拉链和窗帘钩。杰尔达老师肯定不住在这里了吧？

但是这里有她的邮箱，我小时候就是从这个邮箱里把她的信掏出来，因为锁头已经生锈，不可能打开。此时邮箱的门敞开着，某个人，肯定是个男的，不如杰尔达和我有耐心，哗啦一下把锁一劳永逸地打碎了。上面的字也变了：过去的“杰尔达·施尼尔松”，现在换成了“施尼尔松·米什可夫斯基”。不再有杰尔达，也没有连字符或者“和”字。要是她的丈夫把门给我打开怎么办？我能对他，或者对她说些什么？

我几乎要夹着尾巴逃跑了，像喜剧电影中一个受到惊吓的追求者。（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还是已经守寡，我想象不出，离开她家时我八岁，现在我三十七岁，比我离开她时她的年龄还大。）

这一次，和那时一样，正是早上八点。

我在来见她之前真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或者给她写张便条。也许她生我的气了？也许她仍没有原谅我不辞而别，为了这漫长的沉默？为没有祝贺她出版诗集，也没有祝贺她获奖？也许，像一些耶路撒冷人，心存怨艾，向《我的米海尔》中提到的我喝水的那口井里吐口水。如果她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呢？二十九年后的今天，她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又怎么办呢？

我在门前站了有十分钟，走到院子里，我抽了一两支烟。我摸摸晾衣服的绳子，我曾经把她朴素的咖啡色或者棕色的裙子从上面拽下来。我认出了那块有裂缝的铺路石，那是我自己试图用石块砸杏核时砸裂的。我朝布哈林区红房顶那边张望，朝当年我们北面荒无人烟的山岭张望。然而现在，山坡已经不再荒芜，而是被房屋建筑压得透不过气——拉默特埃什科尔、莫阿洛特达夫纳、吉瓦阿特哈米夫塔、法国山和弹药山。

但我该对她说什么呢？亲爱的老师杰尔达你好吗？希望我没有打搅你。我叫，呃哼，如此如此？早上好，施尼尔松·米什可夫斯基夫人？我曾经是你的一个学生，不知你是否记得？请原谅，可不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我喜欢你写的诗？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动人？不，我不是来做访谈的？

我定是忘记了耶路撒冷底层住宅的房子有多么黑暗，即使在夏天早晨。黑暗向我敞开大门，那是充满棕色气息的黑暗。从黑暗中传来令我记忆犹新的鲜活声音，一个喜欢语词的自信女孩的声音，对我说：

“进来吧，阿摩司。”

随即又说：

“你也许想坐在院子里？”

接着又说：

“你喜欢味道淡淡的冰镇柠檬汽水。”

接着又说：

“我得更正自己，你过去喜欢味道淡淡的柠檬汽水，也许已经有了改变。”

自然，我现在正在记忆中重建那个早晨和对话——好像以七八块依然立在那里的石头为基础修复一座毁弃了的古代建筑。但是在立在那里的石头当中，真真切切依然如故的是这些既非重建也非杜撰的语词：“我得更正自己……也许已经有了改变。”在1976年6月末的那个夏日早晨，杰尔达千真万确对我说过此话。在我们甜美的夏天过去二十九年后，在我写下此页内容的夏日早晨的二十五年前。（在我阿拉德的书房，在涂得一塌糊涂的本子上，在2001年7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客访的回忆，那次客访在当时也意味着令往事历历在目，或者是抓挠旧日创伤。在所有这些回忆中，我的任务有点像一个人在努力从某种东西的废墟中挖出来的石头上建构着什么，而这东西本身也是从废墟的石头上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