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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除了她的朋友，也曾经在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读过书的莉兰卡、伊斯塔卡和范妮娅·魏茨曼，妈妈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任何意义和情趣。她不喜欢神圣的地方和诸多名胜古迹。犹太会堂、拉比学院、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这一切对她来说几乎千篇一律，枯燥乏味，泛着不经常洗澡的宗教人士的气味。她敏感的鼻子一旦闻到未清洗肉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即使洒了浓重的香水，也会向后缩。

父亲也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宗教上。他认为任何传播宗教信仰的人都是颇为可疑、愚昧的人，他们助长了自古以来的仇恨，加剧了恐惧，发明了虚假的教条，流几滴鳄鱼泪，以伪造的圣物、虚假的遗迹以及各种各样无价值的信仰和偏见作为交易。他怀疑所有靠宗教为生的人均系某种讨人喜欢的江湖骗子。他喜欢援引海涅的话：牧师与拉比都散发着臭气。（或者用父亲那已经缓和了的版本：“这二者都没有散发玫瑰花香！也没有喜欢纳粹的穆斯林穆夫提哈吉·阿明！”注）另一方面，他确实不时地相信模模糊糊的神意，“人的主体精神”或是“以色列的磐石”注，要么就是相信“具有创造力的犹太天才”奇观，他也把自己的希望依附于可以救赎或可以重振活力的艺术力量。“美的祭司与艺术家的画笔，”他经常戏剧化地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十四行诗组诗，“那些掌握诗之神秘魅力之人/用韵律与歌来救赎世界。”他相信艺术家比其他人优秀，更富有洞察力，更为诚实，未被丑陋所玷污。问题是，尽管如此，一些艺术家甚至可以追随希特勒，令他苦恼，令他难过。他经常自己与自己展开辩论：艺术家迷恋于暴君的魅力，为镇压与邪恶事件效劳，配不上“美的祭司”这一称号。有时，他试着向自己解释说艺术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建立新居住区、购买并耕耘处女地、铺设道路，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尤其使父亲沉醉，然而母亲对此却置若罔闻。她通常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就把它搁置一边。她把政治视为灾难，聊天与闲谈使她感到无聊。当我们有客人时，或者当我们出去探望塔拉皮尤特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或者是扎黑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鲁德尼基夫妇、阿格农先生、汉纳尼夫妇，或者是汉娜和哈伊姆·托伦时，我母亲很少插话。然而，有时只是因为她在场，男人们才竭尽全力不住地说啊说，而她只是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脸上挂着微笑，仿佛试图从争论中破解，为何扎黑先生会坚持那种特殊的见解，汉纳尼先生却意见相左，要是他们突然互换立场，争论是不是会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会为对方的观点辩护，而反击先前所持有的见解吗？

母亲对服装、物品、发式和家具感兴趣，是把它们当成窥孔，借此能够窥见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我们何时到别人家里，或甚至是在等候室，我妈妈都会笔直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双手交叠在胸前，像寄宿学校里的模范学生等候年轻的女士，她一丝不苟不慌不忙地凝视窗帘、沙发套、墙上画像、书籍、瓷器、架子上陈列的物品，像个侦探在搜集尽量多的详情，其中一些终究可能会结合起来成为一条线索。

他人的秘密令她着迷，但不是谈论闲言碎语的层面——谁喜欢谁，谁和谁约会去了，谁买了什么——而是像某人正在研究马赛克上石子的分布，或者是大拼图玩具上的每一块组成部分。她聚精会神倾听谈话，嘴边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说话人，观看他们的嘴唇，脸上的皱纹，双手在做些什么，孩子在说些什么，试图在隐藏什么，目光指向哪里，姿势的变化，双脚是局促不安，还是规规矩矩地放在鞋里。她很少参与谈话，但一旦走出沉默，说上一两句话，谈话一般难以再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

也许在那年月，分配给女人的角色就是在谈话中做听众。要是女人突然开口说上一两句话，就会引起某些震惊。

我妈妈时不时教些家教课。偶尔，她去做讲座或者去参加文学读书会。然而，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她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拼命劳作。她默默地干活，效率很高。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在做家务时小声歌唱或是喃喃自语。她做饭，烘烤，洗衣，买东西，熨衣服，做清洁整理，清洗盘碗，切菜，揉面团。但是当家里一尘不染，清洗的活计已经完成，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后，我妈妈便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读起书来。她的身体无拘无束，呼吸缓慢轻柔，坐在沙发上读书。她把一双赤脚蜷在腿下，读书。她朝搁在腿上的书微微欠身，读书。她躬起后背，脖子前倾，双肩低垂，整个身体的形状像个月牙，读书。脸半埋在乌黑的秀发下，欠身朝着书页，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