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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们总是争论，与我们的女孩朋友争论，与男孩争论，在家里我们之间也在争论，探讨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美，什么是上帝。当然我们也争论巴勒斯坦问题，同化问题，政党问题，文学问题，社会主义问题，或者是犹太人的不幸。哈娅、范妮娅和她们的朋友特别好争论。我争论得少一些，因为我是小妹妹，她们总是对我说：你只管听着。哈娅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你母亲是青年卫士的一员，三年后我也加入了青年卫士的行列。在你们家，克劳斯纳家，最好只字不提青年卫士。那对他们来说太左倾了。克劳斯纳一家甚至不愿意听到青年卫士的名字被提起，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你会从中接受些星星点点的红色。

一次，可能是在冬天，在过哈努卡节时，我们就遗传与自由意志问题有过一次大争论，断断续续了几个星期。我记得清清楚楚，仿如昨日，你母亲如何突然迸出这个奇怪的句子，说要是你打开人的脑袋取出大脑，就会立即发现我们的脑子只是花菜形的东西。就连肖邦或莎士比亚，他们的头脑也只是花椰菜。

我已经想不起来范妮娅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记得我们止不住放声大笑，我笑得太过，哭了起来，但是她连笑也没笑。范妮娅有这种习惯，极其热切地说出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她知道她们会笑，而她却不笑。范妮娅只有在适合自己的时候才笑，不和其他人一起笑，只有在人们觉得谈话无任何可笑之处的情况下……你妈妈才会突然爆发出大笑。

不过是花椰菜形的东西，她说着，用双手向我们比画花椰菜的大小，真是个奇迹，她说……就是这个花椰菜，能够让你上天入地，进入到太阳与所有的星辰之中，进入到柏拉图理念，贝多芬音乐，法国革命，托尔斯泰小说，但丁的《地狱篇》，所有的沙漠和海洋，那里有恐龙和鲸鱼的领地，一切都可以进入到那个花椰菜里，人类所有的希望、渴望、错误和幻想，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就连那个长在巴什卡·杜拉什卡下巴上带黑毛的圆鼓鼓的瘊子也是。范妮娅谈及柏拉图和贝多芬时引入巴什卡那令人作呕的瘊子，我们再次放声大笑，只有你的妈妈只是惊愕地看着我们，仿佛可笑的不是花椰菜，而是我们自己。

后来范妮娅从布拉格给我写了一封富有哲学含义的信。我那时大概十七岁，她则是个十九岁的学生了，她的来信对我来说有点高深，因为我一向被认为是个小傻丫头，但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封长信详尽地探讨了遗传与环境、自由意志的对立问题。

现在我试着告诉你她是怎么说的，可当然是用我自己的话，不是范妮娅的原话，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具有范妮娅那样的表达能力。范妮娅基本上就是这么写的：遗传，以及养育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社会阶层……这些就像做游戏前随意分给人的纸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世界给予，你只是拿上给予你的东西，没有机会选择。但是，她从布拉格给我写道，问题是大家都在处理分给他的牌。有些人技高一筹打出分给他的一手坏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浪费一切，失去一切，即使拿着一手好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的意义：如何用分给我们的牌自由出手。但是，就连出牌好坏时的自由，她写道，也富有讽刺地要依靠个人的运气，依靠耐心、智慧、直觉和冒险。在没有其他办法时，这些当然也只是游戏开始前分给我们或没有分给我们的纸牌。即或如此，我们最后还有什么选择的自由呢？

并不为多，你妈妈写道，在没有其他办法之际，或许留给我们的只有自由地随意大笑或悲叹，参加游戏或弃之而去，多多少少试图理解有什么没有什么，或放弃，不去理解……简而言之，是清醒地度过这样的人生，还是麻木不仁地度过这样的人生，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你妈妈范妮娅大体上说的就是这些，但这是用我的话表达出来的。不是用她的话。我无法用她的话表达。

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命运与选择的自由，既然我们说到了牌，我还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菲利普，穆斯曼家里的乌克兰车夫，有个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儿子叫安东，乌溜溜的眼睛像黑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嘴角微微向下，仿佛流露出蔑视与力量，宽肩膀，声音低沉，像头公牛，安东吼叫时，多屉柜上的玻璃杯叮当作响。每次上街从女孩子身边经过，安东故意放慢脚步，女孩子无意识地加快了步伐，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了。我记得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我们姐妹和女孩朋友们，是谁为了安东稍稍整理了自己的衬衫？是谁为了安东头上戴花？是谁为了安东穿上百褶裙和雪白的短袜出去到大街上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