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第13/21页）

前想想，后想想，想来想去，可怜的听课修女倒有了勇气。可是修道院的女修士，数目将近一百五十，却认为昨天的夜袭，对修道院的荣誉十分有利。全那不勒斯以为这些小姐夜晚接见她们各自的情人；好了，现在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姑娘，不懂得替自己辩护，大家可以根据教规，从严惩办了。唯一要提防的，就是在诉讼进行期间，应当断绝她和家庭的任何往来。随后，等判决的日子到了，家里人再费心机，也阻止不了严厉惩罚的执行。这样一来，在那不勒斯王国，尊贵的修道院的名誉，过去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今后也好恢复了。

安杰拉·库斯托德院长召开院务会议，会议由七个女修士组成，她们是全体女修士从七十岁以上的女修士中间选出来的。听课修女照样拒绝回答；她们把她押到一间屋子里，一堵极高的墙，只开着一扇窗户。两个勤务修女远远守着她，她在里面不得不保持绝对缄默。

那不勒斯的贵族家庭，在圣·佩蒂托修道院全有一亲半戚，所以出了怪事，外边立刻就传开了。大主教叫院长送一份报告上来。院长叙述情节，把分量减轻了，免得连尊贵的修道院也卷进去。

大主教虽然能把案件发给大主教法庭审问，但是比西尼亚诺爵爷的家庭和王国各方面全有密切关系，所以大主教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请示一下国王比较妥当。王爷很重视秩序，听到大主教的述说，非常生气；大家说起，大主教觐见的时候，法尔嘎斯·代耳·帕尔多公爵正好在朝，听说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修士，叫堂娜·斯科拉斯蒂卡的，品行不端，便劝年轻王爷严办。

“陛下永远记住，谁不怕上帝，谁就不怕国王！”

大主教一回府，就把这不幸的案件交给他的大主教法庭办理。一个大主教助理和两个贵族事务检察官、一个法庭秘书，来到圣·佩蒂托修道院，进行诉讼的预审和口供记录。几位先生从听课修女那边所能得到的回答，永远是：

“我的行为是清白的，我没有做坏事。我能说的永远只是这一点，我要说的也只是这一点。”

将近诉讼末期的时候，院长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开脱她的修道院，不受外边的非议；所以在法律明文规定之下，又在她的恩许之下，讯问一再延期。最后，大主教法庭认为没有具体罪证，也就是说，根据院长的陈述，见证人没有看见听课修女和一个男子“在同一房间”，仅仅看见一个男子从隔壁一间隔开的屋子逃走，所以这个修女就被这样判决：在幽室禁闭，直到她说出在隔壁屋子和她谈话的男子的姓名，再放出去。

第二天，在院长主持之下，提出听课修女，当着众元老，宣布第一次判决。院长这时对事件似乎换了一种看法。她想，公众喜欢说三道四，把内部乱七八糟的情形摊出去，对修道院是有危害的。公众会说：“你们惩罚一件私情，无非由于当事人一时失策，可是我们知道，类似的丑闻还有好几百件。”一个年轻国王，声称英明果断，想使法律得到实施，这在本国是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我们既然是和他打交道，就不妨利用这一时风尚，做一件对修道院更为有用的事：那不勒斯大主教和他指派下来的参议教士们，组成大主教的特别法庭，对十个可怜的女修士做出庄严的判决，还不及它有用得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惩罚就惩罚那个大胆闯进修道院的男子；宫廷里只要有一个年轻的漂亮男子在碉堡关上几年，那要比惩办百十个女修士收效大得多。再说，这也是公道，因为攻势是男人这方面发动的。听课修女没有真正在她的房间接见这个男人：但愿上帝叫修道院全体女修士都这样谨慎就好了！她要告诉我们粗心的年轻人叫什么，晓得了他是谁，我一定要到法院把他告下来。事实上，她犯的罪是很轻的，我们随便判她一种刑罚也就够了。

院长费了许多周折，要众元老同意她的见解；她们起初不同意，最后，由于她的出身远比她们高贵，特别是她同宫廷的关系远比她们密切，她们才勉强让了步。院长以为开庭的时间不会很久的。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听课修女跪在法庭前面，遵照习惯做过祷告之后，接下去只补充了短短几句话：

“我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女修士看。我进修道院以前就认识这位年轻人；我们虽说都很穷，可是计划好了要结婚的。”

这句话是违反修道院的基本信条的，是人在尊贵的圣·佩蒂托修道院所能说出口的最大的罪过了。院长以为听课修女要做赞扬婚姻的演说，连忙打断她的话，喊道：

“可是名字！这年轻人的名字！”

听课修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