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一 故事（开端，中间，结尾）

一个男人被起名为“约翰”，可能因为“约翰”是他父亲的名字；一座小镇被命名为“达特茅斯”，可能是因为“达特茅斯”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约翰”这个名字，字面上并没有父子同名之意；同理，所有叫“达特茅斯”的地方不一定都位于达特河河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在世界上所有站在台后高声吆喝的拍卖师里，我，是最棒的。但是因为我为人谨慎小心，人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但是大家亲切地叫我高速路。喝完两杯朗姆酒后，我能模仿珍妮丝·贾普林。我能解读中餐馆幸运饼干里的字条。我还能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让一枚鸡蛋立在桌子上不倒。我能用日语数到八：いち，に，さん，し，ご，ろく，しち，はち。我还会仰泳。

这，是一部关于我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这些收藏品、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像其他所有故事一样，我的故事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就像是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学，有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讲完故事后，我不知道我将会面对什么：也许是耻辱，死亡，也许最终还会有身后名。但到时候肯定轮不到我以第一人称来作何评论。因为若是真等到那一天，我已经死了：一个幸福满足、惹人嫉妒的死人。

有些人有运气，有些人有魅力。而我呢，运气和魅力都有那么一点点。我的叔叔梭伦·桑切斯·富恩特斯是个贩卖意大利高级领带的售货员。他常说：“美貌、权力和过早获得的成功等等都是过眼云烟。对于拥有它们的人们来说，它们是压在肩上的负担。一想到要失去它们，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承担这份苦楚。”我倒是没有被这种焦虑所折磨，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易逝的优点。我从叔叔身上继承了他的人格魅力，还有一条雅致的领带。据他说，领带是男人这一生成长为贵族的唯一必需品。

我生在美丽的风城帕丘卡。出生的时候，我已长有四颗乳牙，从头到脚盖了一层细密的黑色汗毛。我外表丑陋，但倒觉得庆幸。就像我舅舅欧里庇得斯·洛佩兹·桑切斯常说的那样，丑外表炼就好性格。当爸爸第一次看到我，他坚决认为刚刚生产完的妈妈把他的亲生儿子藏到别的屋去了。他使出浑身解数，讹诈、恫吓、耍他那一套官僚作风，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塞回给那位把我交给他的接生护士。妈妈则和爸爸截然不同：她第一眼看到我，便将我紧紧搂在怀中；那个小小的我，皮肤通红，肚子鼓鼓，像个躲在壳里的河蚌般在襁褓中瑟瑟发抖。妈妈早已学会接受命运中的各种龌龊与肮脏之事。爸爸则不然。

护士和我父母解释道，婴儿生下来就带着四颗乳牙在我们国家很少见，但是在其他种族还算常见。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先天性出龈乳牙”。

“比如说什么种族呢？”我父亲问道，语气透着抵触。

“确切地说是白种人，先生。”护士回答道。

“但是这孩子皮肤黑得跟煤油似的。”父亲反驳道。

“桑切斯先生，遗传这门科学，背后充满了神灵。”

护士的最后一句话估计是起了安慰作用，或是吓到了父亲。他勉为其难地将我抱回家。我身上裹着厚厚的绒布毯子，严严实实像个塔可卷。

几个月后，我们一家搬到埃卡特佩克。妈妈替别的人家打扫卫生，而爸爸什么都不干，连指甲他都不肯清洁。他那黑黑的指甲盖长得厚实粗糙，修剪则用牙齿啃。爸爸咬指甲这个习惯并不是因为焦虑，而是他这人游手好闲并且自以为是。我在桌子上写作业时，他会瘫坐在天鹅绒绿扶手椅上，面对着电风扇，细细研究他的指甲，默不作声。椅子是邻居胡里奥·科塔萨尔留给我们的。他生前住在4A，死于破伤风。当科塔萨尔的孩子们来取遗物时，他们将那只名为“准则”的金刚鹦鹉托付给我们。但是没过几个星期，鹦鹉准则也死了，我觉得是因为悲伤过度。还有就是那把绿色的天鹅绒扶手椅。自从得到这把椅子后，爸爸便懒洋洋地在那儿坐一下午，精神恍惚：看看天花板上的潮斑，听听收音机里的教育频道，啃啃指甲，一个指头接一个指头。

他每次都从小拇指啃起。他先用正中的两颗上下门牙咬住指甲一角，扯开一个小缺口，然后一下子将多余的半圈指甲撕下来。咬下来之后，他会把它含在嘴里玩一会儿，在舌头里卷成个小塔可卷，然后噗地一下吐出来：被他吐出来的指甲在空中飞呀飞，啪的一声落在我的作业本上。大街上的狗儿们嗷嗷叫，而我呢，看着这瓣没有了生命、脏兮兮的指甲，躺在离笔尖只有几毫米的地方。我在指甲周围画一个圈，然后继续在圈子四周抄抄写写，保证不碰到它。爸爸的指甲犹如一颗颗被电风扇助推来的小陨石，不停地空降到我的斯克莱伯牌宽格作业本上：无名指的，中指的，食指的，最后是大拇指的；然后另一只手的指甲再来个遍。为了不破坏这些飞来污物砸出的小陨石坑，我在纸上小心翼翼地规划布局避开它们，让写下的字沿着圆圈绕道而行。写完作业后，我会把指甲搓成一小堆，把它们放在裤兜里保管好。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些污物放在枕头底下的纸信封里。我这些收藏品的数量日渐庞大。等我长大之后算了算，我居然收集了好几个信封的指甲。童年的回忆，先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