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课时

虞龙发 译

像前辈们那样，看来在今后几年里我必须再次专心致志地回忆孩提时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种惩罚，还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讲述才能作一番怀疑，并加以弥补。说故事要有听众，讲故事的人要有勇气。你面对的是一群听众，与他们共处一地，其间有个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时你得拿出勇气来。青年时代我崇拜的（至今还爱戴和喜欢的）首先是讲述那个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叙述大师。好长时间他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辈们一样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讲故事，也是与我的听众、读者共处一乡的，用他们和我一样既熟悉又认识的乐器和歌谱为他们弹琴吟唱。虽然不像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儿童看的连环画那样，道理浅显易懂，但在我讲的故事里虽说光明和黑暗，喜悦和悲哀，善良和邪恶，有为和痛苦，有神论和无神论不那么绝对和那么泾渭分明地可以分开来，但其中不乏细腻动人之处，有心理的变化，特别是充满幽默的情趣，什么听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么故事那种展开、冲突、团圆一成不变的清一色情节套路，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讲故事要像讲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大师那样讲述；聆听故事要像听大师讲故事那样，给自己和听众带来乐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勉强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讲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为讲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阅历，不是放弃讲故事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不做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去做个蹩脚的故事员。从讲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绍《东方之旅》2，我讲的东西越来越脱离美好的传统。假使今天我再尝试写些简短的个人的阅历的话，一切创作技巧都会从我的手中溜掉，亲身的经历几乎像幽灵那样嘈杂、纷繁，难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里称得上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讲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经使我怀疑和犹豫了起来。

卡尔弗拉丁文学校有几个不太令人喜欢的班级。一天上午，我们学生正在做作业，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后刚开学没几天，每个学生把自己父亲签过名的蓝颜色的成绩本子交给了老师。大家都还没能适应如监狱般单调无聊的学习生活，这一点特别明显。就连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老师，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学生眼里看来，与其说情绪糟糕，倒不如说意志消沉。只见他在那把垫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蜡黄，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绩手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自从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块。儿子的额头高高的，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明亮如水，就是人长得面黄肌瘦。这位神情严肃的老师显得十分疲劳，而且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孤傲，自命不凡，但得到人们的敬重，又令学生惧怕；生气发火的时候，传统的学者风度就被一道恶魔般的粗野光束穿破，任何谎言被揭穿。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在说话，空气中散发着墨水味、男孩身上的气味和校服皮革味。偶尔冒出一个打破寂静的声响： 啪嗒一声，书掉在了干净的杉木地板上；或是有人悄悄在说话；或是有人由于压低嗓门想笑未笑时而发出的喘息声。每次响动都被居高而坐的老师发现，并迅速予以制止。他采用的办法是，常常向学生投去一个目光，或摆动一下下颚，或伸出手指威胁一下，有时轻咳一声，或从嘴里冒出一个词来。那一天，谢天谢地，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出现雷雨前那种雷电交加的现象，即可能预想不到的或许非人所愿的事情，但是轻微的紧张气氛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欢那样的事发生呢，还是宁可要安静和完美的和谐。也许这是很危险的，也许会出事，但是最后我们几个男孩特别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急切盼望停课和出现突如其来的事情，无论哪一种都行，因为我们这些男孩被管得太严，要求一声不响地保持安静，这种单调乏味的课是无法坚持上下去的。

我记不起当时老师布置我们做的作业。老师他那时坐在高高的讲台后面，看着校方的文件。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老师看的绝对不是希腊文，因为上希腊课只有我们四五个同学，人称“老学究”，当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那是我们开始学希腊语的第一年。我们几个“希腊人”或“老学究”同其他同学分班那件事给学校生活带来了一种新气象。我们几个未来的牧师、语言学家、大学老师是要和那些未来的制革匠、制衣人、商人或者酿酒工人分道扬镳的，我们属于上层人，名誉、权利和刺激与我们相随；在校我们是出类拔萃的尖子人物，是干大事的人，不同于手工业者和只知赚钱的人。但是，不管这种荣誉感是多么的空乏，有其危险的、令人思虑的一面，我们知道将来面临的考试不知有多难，特别是州里的那场考试。施瓦本地区的文科中学生为参加考试必须赶到斯图加特。那儿聚集着少数几名名副其实的优秀生，考几天几夜。每个考生的未来之命运全系在那场考试的结果上，谁要是进不了那扇狭窄的门，那就意味着他的过去全部学业付之东流。自从我进了这个行列，暂被人视为优秀生，并得到人们的器重，我时常在想——或许在和几个兄弟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放弃荣誉称号，重新进入最后一个学年，就读于那些一般学生之中，对一个虽然还未选中，但是负有使命专搞文学的人来说，必定是痛苦和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