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6/7页）

她的话让我震颤。少校的死，似乎被我忘到了脑后，成了我沥青般过往上的一个黑点。我的良心如一只猫，匀着呼噜好好睡上了几天。但现在，这只猫又被惊醒。越南在发生什么？我又在这里做什么？为了平静不安的心，我只得回想我与莫利女士分别时她说的话。我告诉了她，我打算接下好莱坞这份工作。为此，她做好饭菜为我饯行。吃饭时，我几乎动了真情，悄不冷冒出一个想法：即便对拉娜实有感情，或许，我同时也真心爱着莫利女士呢。莫利女士似乎早料到我会动这心思，一瓢凉水泼下，提醒我说，我俩已相互承诺，爱是自由的，不能相互羁缚。“你别觉得欠我什么。”她吃着橙子冰糕，说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我嘴里说道，心里仍难免伤感。唉，一种爱无羁无缚，一种爱缱绻缠绵，我再怎么想要这两种爱，也不可兼得啊。或说，不定呢。的确，任何社会都有不少嘴滑齿俐之人，他们说的做的，在公众面前是一套，私底下又是一套。但是，莫利女士不是这类人。我俩在她卧室里践行完无羁无缚之爱，紧紧拥偎在一起。四周幽黑。她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们把这部片子拍出彩来。这部片子本身可能不错，但是，我相信，你能让它拍得更好。你可以为以后的影片该怎么表现亚洲人做出一个范本。这可不是小事。”

“谢谢你，莫利女士。”

“叫我索菲亚。真是讨厌。”

我真能改变什么吗？假若敏或莫利女士知道，我与大导演合作，不过是他的同谋，帮他剥削我的同胞难民，他们该作何想？我看到难民哀伤、茫然的脸后，信心打了折扣。这也是一种提醒：我还有悲情悯怀。它们像筋，将更加粗硬更加革命的东西系连起来。没有前者，后者会散掉。因为这种情怀，我思乡愈炽，仿佛在经历一场高烧，烧得我近于垮掉。就这样，我回到了剧组，去了韩力平地里搭建起的小村庄寻找慰藉。尘土小路，草顶茅屋，屋里的泥土地面，简陋的竹编家具，猪圈，一群夜里发出轻轻喷息的猪，刚孵出的啾啾小鸡，黏稠空气与蚊虫叮咬，一不小心便扑哧陷进去的黏糊的水牛粪堆。此情此景让我神伤，让我生起一种渴望，两样心情交织，使得我头晕目眩。村庄样样具备，只缺人，对我而言，最该在村庄的人是母亲。她在我去美国上大学后不久便离世了，年仅三十四岁。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写了封信。信短如电报，直奔主题：“你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堪怜。葬于公墓，立真碑。”好一块真正的墓碑！他还用其固有方式特别注明，母亲本人无半钱积蓄用于料理后事，因此，墓碑等费用由他支付。信我读了两遍，感到愕然。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写的信。痛苦袭来，像滚烫铅水注入我仿佛空空的腔体。母亲生前的确长年生病，但不至于病入膏肓，除非她之前一直对我隐瞒真实病情。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我俩很少见面，先因为在西贡上中学，离家数百英里远，后因为去美国上大学，离家更是上万英里之遥。我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去美国上大学前的一个月，与她作一次长久分离前的道别。美国大学为我提供的奖学金只包括一次往返机票，因此，我去美国后，期间没钱回南越过新年或度暑期，换句话说，要回到南越，得在获得学位后，如此，四年里见不到母亲。当我面，母亲表现坚强，一直挂着笑，一口一个“甜点”叫我。她说的甜点，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面上有一层巧克力的饼干。每年只有圣诞节，父亲才像主恩赐其子民一样赐我一些饼干。她给了我几样带去美国的东西：一支自来水笔，一个本子，再就是一盒进口的那种饼干。她只在圣诞节才抿嘴咬上一小点，整整一盒，对于她，该是多大一笔钱啊。她识字少，读的时候还要念出声来，字写得羞于见人似的，小点大。我到了十岁，她写的东西由我代笔。本子和自来水笔在母亲眼里，一是象征所有她自己没能获得的东西，二是象征了我或出于天主佑护或出于偶然的基因组合，似乎命中注定要获得的所有东西。饼干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吃光了。大学期间写日记的本子如今已化为灰烬。自来水笔，先没了墨水，后来不知何时被我丢失了。

我跪在母亲墓旁，额头贴住棱棱刮刮的墓冢。此时，我多想身边带着曾被我视为没了用处的东西。我说的母亲墓地，不是母亲在自己村庄去世后长眠的墓地，而是在这里、在吕宋岛，韩力为追求真实而建的公墓中的一块。第一次看到韩力建的公墓，我便请求他将其中最大的墓地留给我。我钱包里保存着一张母亲黑白照。除了我记忆里飞快模糊的母亲的样子，唯有现存的这张照片。照片像保存不当的无声电影胶片，现出一条条发丝般裂纹。我复制了一张，将它贴在墓碑上，用红漆在灰色碑面上写上母亲姓名与生殁日期。三十四年，她的生命长度，只有小学一年级学生会觉得是长得没有尽头的数字，除此之外，谁都会认为它短得匪夷所思。墓冢和墓碑不是用花岗石而是用砖石建成，但好在在电影里，没有观众能分辨出来。何况，至少在电影场景中，她有了一处只有中国旧时官员妻子才配享的安息之地。它虽不是真墓地，但对于一个生前除我之外，在其他任何人眼里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女人，或许是适合她的坟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