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白天是我们天下，晚上是越共天下。这点你务必记住。”二十一岁、一头金发的杰伊·贝拉米中士来到湿热的越南的第一天，他的新上司威尔·沙姆斯上尉如此叮嘱。沙姆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经历了牺牲在滩头的战友的鲜血洗礼；参加过朝鲜战争，在中国人人浪进攻中与死神擦肩而过，活了下来；后来酗酒，特爱喝杰克·丹尼，但也努力，因此得以擢升。他明白，再往上升已无可能，一是因为他的布朗克斯(1)做派，二是因为他的指关节像疙瘩的手戴不了更高级别军官的丝绒手套。“这是政客们打的战争。”他要让新手下知道这点，说话时，抽着古巴雪茄，烟在他嘴前化作雾屏，每个字自雾屏后蹦出。“不过，我只知道，战争就是杀人。”他要营救居住在一个美丽村庄的淳朴蒙塔格纳德人。村庄位于山上，与充满野性的老挝交界。村民受到来自越共的威胁。越共不是一般越共，是穷凶极恶的越共，人称“精共”。精共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死，这点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令人敬佩。但不止于此，精共还愿为自己的国家而大开杀戒，白种男人血铁含量高，因此，这种血味最吸引他们。精共在村庄周边稠密丛林里布有游击老手，他们（包括女人）身经百战、历练成精，在高地、伏击带(2)宰杀过法国人。更要命的是，精共在村庄安插了颠覆分子，有批亲他们的人。这些人表面友善，实则诡诈多谋。抗击精共的是村庄农民、十几岁孩子，旗号“人民军”。这群草头百姓经美国特种部队特遣队的十几个队员训练，成了越南自己的反共秘密武装组织。能经历这些就够了。午夜，贝拉米中士独自站在瞭望塔上，这么想着。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告别了百万富翁父亲、身穿裘衣的母亲，离开了圣路易斯的家，来到遥远南越。能经历这些就够了。这里，丛林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人民如此朴实谦恭。在这里，我，杰伊·贝拉米，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能真正有所作为——在这个村庄。

以上是我对剧本的解读。剧本装在又硬又厚的米黄色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导演私人助理瓦奥莱特邮寄给了我。信封上，我的名字是一手漂亮草书，可惜拼错了，这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另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与瓦奥莱特有关。她打电话给我，来问邮寄的信息并安排我与导演在他好莱坞山(3)的家里见面。自始至终，她竟然连句“你好”或“再见”都懒得说。我如约到达，开门的是瓦奥莱特。与我说话时，她仍用电话里说话的方式，我很费解，“很高兴见到你能找到这里，听说了你很多事情，欣赏你给《村庄》剧本提的意见。”她就这么说着，主语人称代词一律省去，连珠炮似的，没有断句，好像标点文法用在我这儿纯属浪费。话罢，她正眼没瞧我一眼，头一偏，纡尊降贵加鄙夷，示意我进屋。

说话突兀或许只是她部分的性格特点。瞧她模样，活脱脱一个汲汲钻营极品女官僚：发型干净利落，指甲素净，鞋跟低平。这么评判她或许是因为我主观出了问题。酒仙少校的死，婚宴餐桌中央显现的他被砍掉的脑袋，仍影响我，让我评判他人也会失准。那晚的暗杀还像一滴砒霜，滴入了我平静的心灵之湖，水味丝毫没变，但水质已被毒化。毒仍在，影响我心理。因此，或许因为心理，跨过门槛进到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那刻，我就怀疑她如此待我，是因为我的种族。看我时，她准只看到我的黄色皮肤，略小的眼睛，以及隐于裤裆下那坨名声不佳的东方男人阳具。一些没多少文化知识的家伙，借助公共卫生间墙上的涂鸦，凭想象讽诮它小如米粒。我该只是半个亚裔，但在美国，谈及种族，一个人不属于此种族就属于彼种族，没有一半一半之说。要么是白种人，要么不是白种人。很有意思，作为南越留学生，在美国上学期间，我从未因自己的种族感觉低人一等。那时，我被划为“外国人”，享受客人待遇。如今，即便我是有卡有证的美国人，有驾驶证、社保卡、居民证，在瓦奥莱特眼里，我依然是“外国人”。她的不认同，如一根针，扎在我自信这个气球的光滑表皮。是我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猜忌多疑了吗？瓦奥莱特或许患有刻意为之的色盲：只看白色，不看任何其他颜色。这种色盲是美国人愿患的唯一疾病。可我很快发现，她不是色盲。地板铺着打磨抛光的竹片，她在前引路。一个女仆，肤色较黑，用吸尘器清洁一块土耳其风格地毯。瓦奥莱特不就看见了她，避开了她？我的完美英语也没什么作用。即使听我说完美英语，她仍认定我是亚裔男人，她视网膜上烙着的是好莱坞臆想出来的亚裔男人，个个如阉人，真正亚裔男人在好莱坞没有市场。我说的是那些被丑化的形象，如傅满楚(4)、陈查理(5)、陈查理“大儿子”、郝信(6)（原意“单脚蹦跳着唱歌”！），还有米基·鲁尼在《蒂凡尼的早餐》中与其说饰演不如说刻意嘲讽的满口龅牙、架着眼镜的日本人。米基·鲁尼的表演极尽侮辱，连带我对女神奥黛丽·赫本也不怎么痴迷了。我认为她对此明里不说，实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