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

我听完薛·布尔能告诉教士的话，并未特别吃惊。

我吃惊的是，教士竟如此无法自拔——鱼钩、钓线、铅锤。

“现在该讨论的，再也不是如何保护薛的权益。”迈可说，“或是让他用自己的方式死去。我们谈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将被处死。”

我们移驾到客厅，而克里斯蒂安，呃，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假装玩报纸上的数独游戏，实际上聆听着我们的字字句句。他是那位走出来邀请我回到自己家的人。我一心只想打破迈可神父那热情又正义的泡沫，然而他尚未抵达之前的桥段。

那时，克里斯蒂安的手在我背部游移，解释取出胆囊应该切开的位置——总之，这比听起来的要兴奋太多了。

“他是一个重大杀人犯，”我说，“在还没学会走路之前，就已经会说谎了。”

“也许，他从来就不该被判刑。”迈可说。

“你是认为他有罪的陪审团一员！”

克里斯蒂安猛然抬头：“你是吗？”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我叹口气，“神父，当时你坐了好几天聆听证词。你看见了第一手证据。”

“我知道。但那是在他告诉我，他回去后正好撞见寇克·尼尔森正在侵犯继女之前。他试图从寇克手中抢枪，子弹连发了好几次。”

这时候，克里斯蒂安向前倾：“那么，他看起来比较像英雄，不是吗？”

“要是他仍然杀了自己试图拯救的女孩，就不算英雄。”我说，“而且为什么，请告诉我，他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提供给自己的辩护律师？”

“他说曾经尝试着告诉律师，但律师并不认为有用。”

“呃，老天，”我说，“那不是很有意义吗？”

“玛吉，你认识薛。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清爽的美国大男孩，也不可能变成那样。当别人发现他时，他手中握着一把冒烟的枪，前方躺着死去的警察和小女孩。就算他说的是事实，又有谁会听？谁看起来更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恋童癖？一个英雄警察，完美的一家之主，还是一个在别人家工作的流浪汉？薛在走进法庭之前，就被判了刑。”

“为什么他要替别人的罪付出代价？”我争论道，“为什么这十一年来，他从不告诉任何人？”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希望他活得够久，好让我能找出答案。”迈可神父瞥了我一眼，“是你说，法律系统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见效。那是一桩意外，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克里斯蒂安插嘴道，“若是过失杀人，就不会被判死刑，对吧？”

我叹气：“我们有新证据吗？”

迈可神父想了想：“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们有任何新证据吗？”我重复道。

他抬起头。“观察房外有监视摄像机。”迈可说，“那一定被录下来了，对吧？”

“那充其量只是一卷他向你说故事的录像带。”我解释，“假如你告诉我，精液化验结果指向寇克·尼尔森，那就不一样……”

“你是美国自由民权联盟律师。你肯定可以做点什么……”

“法律上来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除非出现新的法庭证据，否则就不能重审他的案子。”

“打电话给州长呢？”克里斯蒂安建议。

我们两人的头不约而同转向他。

“呃，电视不都这么演吗？还有约翰·葛里逊的小说？”

“为什么你这么了解美国法律系统？”我问。

他耸耸肩：“我以前很迷《洛城法网》里的派对女郎。”

我叹了口气，走到餐桌旁。皮包仿佛变形虫，缓慢而吃力地穿过桌子。我挖出手机，拨了一组号码。“你最好有正当的理由。”老板在电话另一头发牢骚。

“抱歉，陆夫斯。我知道现在很晚了……”

“切入重点。”

“为了薛·布尔能，我需要打电话给弗林。”我说。

“弗林？州长马克·弗林？你还没得到海格的判决，为什么现在就想报废你最后一次上诉？”

“薛·布尔能的精神辅导员强烈地认为他可能被误解了。”我一抬头，看见克里斯蒂安和迈可都专注地看着我。

“我们有任何新证据吗？”

我闭上眼睛：“呃，没有。但这真的很重要，陆夫斯。”

过了一会儿，我挂掉电话，把随便写在餐巾纸上的号码塞到迈可手中。“这是州长的手机，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说，“他是天主教徒。”

“我得离开。”我告诉克里斯蒂安，“州长要我们现在立刻去他的办公室。”

“如果每一回，女人用这种借口，我就能得到一镑金币……”他说着，然后，仿佛那是世界上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一般，他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