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5/6页）

“停止前进！”特罗塔命令道，“打！”

按照少校楚克劳尔的指示，狙击兵们对空打了第一枪，顿时一片寂静。这时可以听见夏日午后祥和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和煦的阳光，它融合在被士兵和示威人群扬起的尘土之中，融合在子弹打出去后随风飘散的淡淡的火药味之中。突然一个女人响亮的嚎叫声划破了这短暂的平静。示威人群中有些人显然以为这个女人是被子弹击中了，于是他们又随便抓起一个东西就往狙击兵身上砸去。先是几个人动手，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第一排的狙击兵有几个已经倒下去了。特罗塔少尉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右手握着指挥刀，左手正向放手枪的口袋摸去。

耳边响起的是霍拉克的悄悄的说话声：“开枪！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下令开枪吧！”片刻之间，足有数百个奇奇怪怪而又毫不相干的念头和设想在他脑海里滚动着。有时一下子涌来好几种想法，杂乱无章的声音在他的心头轰响着，一会儿命令他要有同情心；一会儿又叫他不要心软；一会儿提醒他说，他祖父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一会儿又恐吓他说，他已经死到临头了，同时又暗示他只有自己牺牲才可能是这场战斗最理想的结局。他举起了手，他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从他嘴里连续地发出“打”的命令。他还能看到这一回枪头是对准示威人群的。一秒钟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一部分示威者看起来好像要逃跑，或者说只是假装要逃跑，实际上只是拐了个弯，跑到狙击手的背后，特罗塔的队伍也因此而处于示威者的前后夹击之中。

射手们打出第二批子弹时，石头和有钉子的木板条直往他们的后背上和后脖子上扔过来。有个什么东西也正好砸在特罗塔少尉的头上，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接着，示威者还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他身上扔。士兵们失去了指挥，只好拿着枪朝示威者乱扫，迫使他们逃跑。整个战斗持续不到三分钟，当士兵们按照上士的命令集合成两列横队时，公路上的尘土中躺着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工人。医院的救护车过了好长时间才到达。

特罗塔少尉被送进了小小的驻军医院。医生诊断他为颅骨骨折和左锁骨骨折，还有患上脑膜炎的风险。这个显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赐给了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次锁骨骨折—再说，活着的人（也许皇帝是例外），谁也不知道，特罗塔家族的兴起正是归功于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一次锁骨骨折。

三天以后，特罗塔少尉果然患了脑膜炎。要不是少尉在被送进驻军医院的那天苏醒过后急切地请求少校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那么部队肯定会通知地方官的。少尉昏迷不醒，足以令人担忧，但少校决定稍后再定。因此，直到两个星期以后地方官才得知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暴乱事件和儿子在这次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他最先是从反对派政治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反对派认为军队，认为狙击营，尤其是下令开枪的那位特罗塔少尉必须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负责。特罗塔少尉确实面临受审查的危险。那是由军事当局进行的一种安抚反对派政治家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为被告恢复名誉找理由，甚至有可能受到某种嘉奖。话虽这么说，地方官还是无法心安。他给儿子发了两个电报，又给少校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少尉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给父亲写了简单的报告，再说，他并不担心他的健康。

他思忖着，又有尸体躺在他的路上。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军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去见父亲，也不能对父亲讲，上帝一定知道，他该有多想念他的父亲。他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想回到父亲身边，但他也清楚父亲那里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从军也不再是他的职业。虽然将他送进医院的事让他感到恐惧，但他还是那样庆幸自己的状况，因为生病在床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用立即将决定转化为行动。他安然地置身于令人不快的消毒水气味之中，置身于光秃秃的白墙和病床之间，忍受着疼痛让人给他换绷带，接受护理人员严厉而又慈母般的照料，接受伙伴们不厌其烦的来访。他还读了几本父亲从前送给他的业余读物—从军校毕业后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些书—现在每读一行他就会想起他的父亲，想起那些静谧的夏日礼拜天的上午，想起亚克斯，想起乐队指挥内希瓦尔，想起《拉德茨基进行曲》。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来看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话。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最后唉声叹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期票，请特罗塔签字。特罗塔签了，是一千五百克朗。卡普图拉克一定要特罗塔担保。瓦格纳上尉立马高兴起来。他详细地讲到他打算买一匹划算的赛马，让它参加巴登举行的赛马比赛。他还讲了一些趣闻逸事，便急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