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瓦雷基诺（第8/12页）

受了这块广告牌的影响，日瓦戈开口就对拉拉讲起自己一家来乌拉尔的情况。他忘了听说过关于斯特列尔尼科夫很可能是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说了自己在车厢里同政委相遇的经过。他这一番话给拉拉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您见到斯特列尔尼科夫了？”她马上反问。“我目前什么也先不对您讲。不过这太巧了，简直像注定你们要见面似的。等以后我找时间告诉您，您会惊异得大叫。要是我没理解错您的意思，他给您的印象不错而不是不好？”

“对，恐怕是这样。他本可以不见我的。我们经过受到他镇压和破坏的地区，我准备着见到一个暴虐的粗野军人，或是狂暴的革命者，结果哪样都不是。一个人出乎你的意料，不同于你先期的想象，这是好事。人一归结为某种类型，这人就完了，就是遭到了非议。要是不能把他归到哪一类里去，要是他不代表什么，那么要求于他的东西，他至少已有了一半。他从自我中得到了解放，他的极小部分已得以不朽。”

“据说他是非党人士。”

“对，我觉得是这样。他靠什么唤起人家的好感呢？这是个难逃厄运的人。我感到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得偿还自己造的孽。革命中无法无天的人之所以可怕，不在于他是恶人，而在于他是失去控制的机器，是脱了轨的火车。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这种发狂的人，不过他不是念书念疯的，而是被痛苦经历逼疯的。我不了解他的隐秘，可我相信他有自己的隐秘。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纯属偶然。暂时布尔什维克还需要他，就忍着他，能够同路。一旦没有这种需要，他们马上会毫不可惜地抛掉他，踩烂他，像对付在他之前的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么以为吗？”

“必然如此。”

“那他有救吗？比如说不能逃跑吗？”

“往哪跑呀，拉拉·费奥多罗夫娜？从前沙皇时代可以逃跑。可现在你试试看。”

“遗憾。听您这么一讲，我对他倒产生了同情心。您变了。以前您说到革命，不这么激烈，不这么气愤。”

“问题就在于凡事总有个限度，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经过这么一段时间，本该做出一定结果来了。可事实说明，对于革命的鼓吹者来说，变革的混乱是他们心里唯一喜爱的局面；他们可以不吃饭，但非得做出一点世界范围的动作。开辟天地，经历过渡时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本身。任何其他的事，他们都不愿去学习，也什么都不会做。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准备，忙得不可开交吗？是由于他们缺乏某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是由于他们平庸。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而且生活本身，生活现象，生活的恩赐，都十分诱人却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吗要用幼稚杜撰出来的蹩脚喜剧，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让契诃夫笔下天真无邪的人们出逃美洲这种荒唐的事儿。好了，说得够多了。现在该轮到我问问题了。我们坐火车靠近城区时，正是你们这儿发生事变的早晨。您当时是不是也受到很大惊动？”

“那还用说。自然喽！四周全是大火。我们自己差点儿没给烧死。我已经对您说过，住的楼房直摇晃。院门旁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扫射、一片混乱。和每次改朝换代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习以为常啦，不是头一次嘛。白军在的时候更不得了。放冷枪报私仇，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最主要的我还没对您说。我们那位加利乌林，是捷克军里的了不得的人物，好像是个将军兼省长。”

“我知道。听说过。您见他了吗？”

“常常见他。我靠他帮助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也掩护了不少人。应该说句公道话。他的为人无懈可击，仗义，不同于任何小人物，什么哥萨克军的大尉呀、乡村警察呀等等。可当时逞威风的正是这些小官，而不是行为端正的人们。加利乌林给过我多方的帮助，这得谢谢他。要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时，常常到他住的院子里去。那里住着许多铁路工人。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了贫困和劳累。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和你不同。革命对我更亲切些，其中许多事我感到很贴心。谁料他突然成了上校，就是这个小男孩，看门人的儿子。后来竟当上白军的将军。我是从文职人员的环境里出来的，搞不清楚军衔。论职业我是个历史教员。情况就是如此，日瓦戈。我帮过许多人。常去找他，还一起回忆起您来。要知道我在所有的政府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可在一切制度下都感到沮丧，遭到损失。只有在很不像样的书里，活着的人们才分裂为两个阵营，互不相干。而事实上一切全互相交错着。如果在生活里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只占据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总是一个模样，那可真是无能到不可救药了！想不到您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