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4/5页）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发扬俄国古典小说传统方面的杰出成就”。据后来的研究，诺贝尔评委会此举并无挑衅苏联加剧冷战之意，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舆论对苏联反个人崇拜、解冻、卫星上天等怀有好感，不会故意与之交恶。而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只是因为他一贯不从流俗，更视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后继者，可说是向俄罗斯文化示好。而在苏联当局，既然认定《日瓦戈医生》是反苏作品，为它颁奖无疑是挑战苏联，必须作出强烈愤怒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当局接下来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端迫害，龌龊伎俩，无以复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体面的一页。

就在获奖的当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专门决定。决定称小说“诽谤地描写十月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认定授予此书诺贝尔奖“是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煽动冷战的工具”。决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编辑部的退稿信；在《真理报》上撰写小品文严厉批判小说本身，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掀起反动宣传的实质；还要求组织杰出苏联作家发表见解，指出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意在发动冷战。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费定奉苏共中央领导之命来访，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奖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却无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决定的举措都付诸实行。作家协会连续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会，他没有去，但给会议送去一封信表明态度。三十五年后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副本，内容如下：

一、我真诚地想到会，已来到市里，但突感身体不适。请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不来是轻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写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畅明白。

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

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

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

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

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

帕斯捷尔纳克

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