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5页）

现在回到前面的那个中心问题：日瓦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帕斯捷尔纳克作传的一位当代作家贝可夫评论日瓦戈时说：“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能说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蜕变了的知识分子，不是鼓吹平庸习气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不是反政权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总之，不是一个庸俗小人。”

贝可夫还说过：日瓦戈是一个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赋的普世性的权利：不接受时代犯下的失误，不杀戮自己的同类，不随大流”。

从反面说，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从正面说，他坚守住了平常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合起来看，贝可夫最欣赏日瓦戈的，还是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赋极高的诗坛奇才，只是不愿（也无机会）显山露水，直到死后才渐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权当作平常人也罢，加上天赋诗才也好，出现在小说中可说是一位正直真诚的思想者。《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便是一个正直真诚思想者的生命呼喊。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放弃也有坚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给人温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际令人痛惜。于是，这两个生命的呼喊产生了悲剧般的震撼。

小说而以情胜，是诗人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说写得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同时着力于传达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关键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诗里的主人公一样，毫不遮掩地与日瓦戈立场重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说的客观叙事文字，演化为寄抒情意的倾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悲凉、孤寂、哀婉的情调，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艺术的说服力。

说到小说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无疑是重中之重。在他们一生中，日瓦戈遇到过三个女人，拉拉遇到过三个男人，唯独这两人的结合非同凡响，他们相互间已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更引得别人也跟着回肠荡气。看得出就连作者落笔也小心翼翼，斟酌间存着几分虔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有某种超乎理智的情感奥秘？我们想，无论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说藏有奥秘，那多半就是这种情爱要回归生活的自然，摆脱了功利主义人生追逐的羁绊。在那变乱纷扰的年月，爱情家庭莫不经历社会离析的磨难，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轨。正当此时，仿佛在世外桃源，心仪已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发现彼此心心相印。他们但求相爱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间，愿在踏实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灵交流的快乐。根据小说的描写，正是这种精神的愉悦，将一对情侣同大自然，同整个世界结为一体，实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即自然纯真的情爱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极富创意的见解。有了这一笔，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便不再是添补情节的虚应故事，日瓦戈的诗作（由作者捉刀代笔，主题多与爱情相关）也不再只是游离故事之外的“富有诗才”的佐证。如此一来，小说才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

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只研读作品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小说成书后的命运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萌生念头，写一本反映自己亲历时代的小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作品的构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经成熟，动笔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诗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写完编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广泛散发书稿听取意见，同时筹划出版，希望新书及早问世。他首选《新世界》杂志，但投稿后久拖不决。这时他结识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说手稿一份，授权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译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书稿，拒绝采用。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签署的回信中，严厉抨击了小说的“个人主义倾向”。十月，《文学莫斯科》编辑部也以篇幅有限为由拒登《日瓦戈医生》。至此帕斯捷尔纳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书。苏联官方得知消息后，通过作家协会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索回书稿，又设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压，均告失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说以意大利文问世，随后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为畅销书。苏联国内对此已无可奈何，只由作协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反苏小说，并送到了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