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5/8页）

“请原谅，”罗贝尔突然对我说道，“我一定是伤害了您，忘记了您是以色列人。”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子。

“不，罗贝尔，我是个重视荣誉的青年！说起来，那个让·列维、那个皮埃尔—马里于斯·扎道克、那个拉乌尔夏尔·勒芒、那个马克·博阿松、那个勒内·里齐埃、那个路易·拉扎鲁斯、那个勒内·格罗斯，全同我一样是犹太人，可他们又全都狂热地拥护莫拉，难道您连这都不了解吗？至于我嘛，罗贝尔，我要去《我无处不在》杂志社工作！求求您了，把我引见给您的那些朋友！我去取代吕西安·雷巴泰的位置，主持编辑排犹专栏！您想象一下，这会引起多大轰动：什勒米洛维奇把布鲁姆10说成是犹太佬！”

罗贝尔展望这种前景，真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我就同这些人意气相投了，他们是“褐发健壮的波尔多人”P.A.库斯托、下士拉尔夫·苏波、“我们宴席的铁杆法西斯分子和抒情男高音”罗贝尔·安德里伏、“快活的图鲁兹人”阿兰·娄伯罗，最后就是阿尔卑斯山猎骑兵吕西安·雷巴泰，“他是个男子汉，现在拿笔杆子，到时候就拿枪杆子。”我立刻给这个多菲内11的土包子出了点主意，足以充实他那个排犹专栏。打这以后，雷巴泰就不时向我请教了。我始终认为，这些异端的基督教徒太自命不凡了，根本弄不懂犹太人，甚至他们的排犹主义也很笨拙。

我们就使用《法兰西行动》的印刷所。我跳到莫拉的双膝上，抚弄普若的山羊胡子。马克西姆·雷亚尔·德·萨尔特也不赖。这些有趣的老家伙！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离开了《我无处不在》的小圈子，颇为留恋我们在当菲尔—罗什罗广场的聚会。我厌倦了记者这行，又萌生了政治野心，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我首先投入上流社交的合作，参加宣传大队的茶会、让·吕歇尔的晚餐会、洛里斯通街的夜宵会，并且精心培植同布里农的友情。我躲避塞利纳和德里厄·拉罗歇尔，觉得他们的犹太人色彩太浓。我很快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惟独我是犹太人，合作的好犹太人。吕歇尔介绍我认识了阿贝兹。我们约定见一次面。我向他提出我的条件：第一，我要在犹太人问题警署取代那个无耻的小个子法国人达齐埃·德·佩勒普瓦；第二，我要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另外我也认为，消灭五十万法国犹太人是荒谬的。阿贝兹看样子对此非常感兴趣，不过还没有答复我的建议。我同他和斯图勒纳杰尔倒保持极好的关系，他们指点我去找多里奥或者戴阿谈一谈。多里奥从前是共产党员，又穿着背带裤。这个人我不大喜欢。在戴阿的身上我能嗅出当小学教员的激进社会党的气味。又新来一个人，他的贝雷帽令我赞叹不已——我指的是若·达尔芒。每个反犹分子，都有他的“好犹太人”。若·达尔芒一副埃皮纳尔形象12，正是我的好法国人，“他那张武士的面孔正在察看平原”。我成为他的左右手，同保安队结成牢固的友谊。请相信我，这些身穿海军蓝服装的小伙子都挺善良。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们在韦科尔地区多次清剿之后，就同我们的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当时冯·伦德施泰特正奉行攻势，我被一个名叫列维的残废军人撂倒了，他就像我的一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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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莫里斯的书店发现各期齐全的《集束》《耻辱柱》《我无处不在》，以及几本论述培养“首脑”的贝当分子小册子。除了亲德国的文学作品，莫里斯还拥有全套被遗忘作家的著作。我这边在阅读反犹太作家蒙唐东、马尔克·里维埃尔的作品，德·埃萨尔那边则埋头看爱德华·罗德、马塞尔·普雷沃、埃斯托涅、布瓦莱夫、阿贝尔·赫尔芒等人的小说。他撰写一篇论文《文学是什么？》，题赠给让—保尔·萨特13。德·埃萨尔有种收藏古董的志向——他刚发现一八八〇年代的小说家并提议重新推出来。他同时可以倡导路易·菲利普风格，或者拿破仑三世风格。论文最后一章题为《某些作者的使用方法》，面向渴望自学成材的青年，他写道：

“爱德华·埃斯托涅的小说，应当在乡居阅读，要在下午五点钟，手中拿着一杯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白酒。读者还必须穿一套整齐的奥罗桑牌，或者克雷德牌礼服，扎一条俱乐部领带，上装小口袋塞一块黑绸手帕。阅读勒内·布瓦莱夫的作品，我建议选择夏季，到戛纳或者蒙特卡洛去，要在晚上八点钟，穿上羊驼毛料子的服装。阿贝尔·赫尔芒的小说呢，还得要求点技巧：应当在一艘巴拿马游艇上阅读，一边抽着含薄荷脑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