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父亲身穿一套尼罗河蓝羊驼毛呢服装、一件绿条衬衣，扎一条红领带，脚下一双鬈毛羔皮鞋。我来到大陆饭店，在奥斯曼厅认识了他。我签署了好几份文件，将我的一部分财产交给他支配，然后对他说道：

“总体来说，您在纽约的企业濒于破产了吧？当万花筒公司董事长，能想得出是怎么个滋味吗？您本来应当发现的，万花筒市场日渐萎缩！现在儿童更喜欢运载火箭、电磁学、算术！老兄啊，梦想卖不动了。我就跟您坦白地讲吧：您是犹太人，因此您没有做生意也没有办企业的意识，这种天赋还得让给法国人。您若是读得懂的话，我就把我编写的东西拿给您看看。我在标致和雪铁龙之间做了精彩比较。一方是外省蒙贝利亚尔人，善于理财，行事谨慎，能兴旺发达；另一方，安德烈·雪铁龙，犹太冒险家，悲剧角色，在赌场里大肆挥霍。算了，您不是领导企业的料。您不过是个走钢丝的杂耍演员。不必做戏了！不要兴冲冲地打电话，打到马达加斯加、列支敦士登、火地岛！您积压的万花筒，永远也推销不出去。”

我父亲在巴黎度过青少年时期，这次要旧地重游。我们去“富凯餐馆”、“驿站广场餐馆”、“默里斯酒吧”、“圣詹姆士和阿巴尼酒馆”、“爱丽舍园”、“乔治五世酒馆”、“朗卡斯特酒吧”又喝几杯杜松子酒。这些去处都是他的外省。他那边抽着帕塔加斯牌雪茄，我这边则想都兰地区，想布罗塞利昂德森林。我选择什么地方退隐呢？图尔？讷韦尔？普瓦捷？欧里亚克？佩兹纳？地下吗？我仅仅是通过米其林旅行指南，以及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几位作家来了解法国外省的。那个朗代的小册子，《波尔多，或者青少年》尤其令我感动。还记得我给莫里亚克朗诵他这极为优美的散文时他脸上吃惊的表情：

“这座城市，我们在这里出生，成为孩童，长成少年，惟独这座城市，我们不能评论。她同我们融为一体，她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身上负载着她。波尔多的历史，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的历史。”

我的老友是否明白，我羡慕他的少年时期？羡慕伴随他少年的圣马利亚学校、堪孔斯广场、晒热的欧石楠的香气、热沙子和树脂的香气。而我，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除了一个无国籍的穷苦犹太小子的少年，我还能谈论什么少年呢？我既不可能成为热拉尔·德·奈瓦尔，也不可能成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更不可能成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没有什么瓦卢瓦那种地方温暖我的心灵，也没有吉耶讷地区，也没有贡布雷镇。命里注定困在“富凯餐馆”、“驿站广场餐馆”、“爱丽舍园”，陪着纽约犹太人——一位胖先生，即我父亲——喝着很冲的盎格鲁撒克逊酒。烈酒下肚，就能讲出心里话，正如莫里斯·萨克斯同我初见那天的情景。他们的命运相同，只有这样一点差异：萨克斯看圣西门的著作，而我父亲则看莫里斯·德高布拉的作品。他生于加拉加斯，是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迁徙去的犹太家庭。他引诱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独裁者，为了躲避那独裁者的警察追捕，他匆忙逃离美洲。到了法国，他成为斯塔维斯基16的秘书。那个时期，他穿戴很漂亮：像道格拉斯·范朋克17身上的那种便宜货，介乎瓦朗蒂诺18和诺瓦罗之间的东西，足以让雅利安姑娘动心。十年后，他的照片陈列在贝利茨宫反犹太展览上，还附加这样一句修饰语：“阴险的犹太人。他可能让人以为是南美洲人。”

我父亲不乏幽默。有一天下午，他去贝利茨宫，向几位参观者提议给他们当向导。当他们停到他那张照片前的时候，他冲他们朗声说道：“咕咕，我在这儿呢。”真没见过这号犹太人，他这方面永远也谈不够。而且，他对德国人也有几分好感，选择去处就表明他的喜好：“大陆饭店”、“贵宾楼”、“默里斯饭店”。他不失时机地接近德国人，常去“马克西姆”、“菲力普”、“加夫奈”、“洛拉·托茨”等餐馆，以及所有夜总会，就凭着他那化名为让·卡西·德·库德雷—马库亚尔的假证件。

他住在德·索塞街一间保姆小房间，对面就是盖世太保。他看书直到深夜，认为《小事酿成一场杀戮》这本书很有趣，能整页整页向我背诵，令我惊讶不已。当初他是冲书名买的，原以为是一部侦探小说。

一九四四年七月，他通过一位波罗的海沿岸国的男爵做中介，做成一桩生意——将枫丹白露森林卖给了德国人。这次操作很微妙，他拿到钱便移居美国，还在那里创建了一家有限公司：万花筒公司。

“您怎么样啊？”他问道，同时朝我喷了一口雪茄烟，“向我叙述一下您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