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

“你怎么样？”艾德问。

靴子底儿的脸只剩骨头，有些地方还残存一些毛皮。这张充满讥讽的脸已经变了样子，没法再归在哪个种群里，但它依然还是他的狐狸，空荡荡的眼眶里全是专注。

“你什么时候埋葬我，艾德？”

“我想给你念点东西。”

艾德费力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念了起来：

您可以问我，我也会坦诚相告我知道什么，想的什么，但我希望保留对别人同样坦诚的权利，可是我如果还和您在一起工作，那我就做不到……

“你觉得怎么样？”

“可怕。”

我不可能做双面人，我希望把所见所想和盘告诉当事人，但只是这样一想，就已经让我感到压抑。

“这个怎么样？”

“不怎么样，艾德。为什么要提压抑？你以为会有人对你的压抑感兴趣吗？你只会把这说的就像你真正的弱点。你真啰嗦，这性格不好，什么话都藏不住，什么都要讲出来，你天生就完全不适合，你就承认吧。在真话这件事上你还是个信奉道德的人，你就是不能向任何人撒谎，哪怕你愿意，你明白吗？你承担起责任，表现出警觉和阶级意识——通过提醒自己小心自己。”

过了维特村之后，艾德一路沿着海滩走。他感到了曾经的那种恐惧，它如今像个包体一样，已经成了木乃伊，快变成石头了。恐惧练就了不死之身，随时准备复活。它已经开始明确身份，确定地位，那些幼稚的称号和名字，比如“赫尔穆特[1]的狗”，或者“睡觉的时候瞎掉”，或者“贪吃的坏蛋瞌睡虫”等等，还有一些隐藏不那么深的，那些叫“十天后考试”，或者“练兵场”和“战斗警报”。那些很久不说的语言（比如俄语）也在身体中的某个深谷里过冬，还有一些许久没有用过的词，永远不想再有的情绪，都用这种方式深藏在身体深处，艾德心想。

隶属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东海”酒店开着侧门，房间里装着深色的墙板，灯光昏暗，白色的桌布就像船帆，在大厅里一副茫然的样子。一个服务员正在整理刀叉，他弯着腰，下面放了一个同样镶着木板的盒子，里面的格子分别放着刀子，叉子，灯。[2]艾德低下头，从旁边溜过去。他就保持着这个姿势走着。铺着黑色和白色的石头地砖通向大堂门口。对于清凉和更美好生活的构想。

通向户籍登记处的门。艾德迟疑了一下，然后走进走廊。办公桌后面的女人抬起头，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请您直接穿过去到后面！”

她肯定很熟悉整个流程，所以艾德就把她这种奇怪的喜悦解释成一种想要摆脱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努力，不清不楚，或许有些绝望。

后面那个屋子的门虚掩着，卫生警察朝他走过来。半道上，他像个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一样猛地抬起胳膊，第一次说了自己的名字：“我姓雷鹑，请！”他用右手指着一把椅子，那显然是给艾德准备的，他的左手指着自己的座位。两人面对面，分坐在一张光秃秃的长条桌子两边，桌子四周还有十到十二把椅子。

“您好吗，本德勒先生？”

艾德不由想起，过去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吃早饭的时候是多么拘谨、沉默。长桌两个端头的人没变：厨师迈克和克龙巴赫，就像两个桥头。其中一个还是大汗淋漓，另一个依然裹在爱丝蕾邦的香气中，涂着面霜。艾德这边只剩下罗尔夫和他自己，两人之间隔了好几把椅子，因为依然保持着曾经的座次。他左边缺了吧台夫妇，右边缺了雷纳。他们都从他身边挪开了，而这是他的错……有的时候他会禁不住那样想。

“本德勒先生？”

警官穿着那件有很多实用的兜的黑色皮夹克，变色太阳镜闪烁着柔和的浅棕色。长桌端头的椅子上立着一个扁扁的文件包，就好像它才是这场会面的主持。

艾德拨开垂在脸上的头发，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回答。

“罗姆施塔德教授处理得很好，是不是？您跟他聊了很久吗？您怎么看这个人？我们以前在那儿碰到过一些问题，挺遗憾的——这么优秀的一位科学家，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们需要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需要手、心和脑！您肯定听说过我们的微处理器，32比特！乖乖！”

“我当时还昏迷着——处理的时候。我想说的是……”

“当然，您当时没有意识，本德勒先生。但是您也该清醒过来了。顺便问一下，您的朋友怎么样，在他幸福地回归故乡之后？”

艾德看着窗户。泥泞的院子里全是又宽又深的印，就好像有拖拉机在那里兜过很长时间圈子一样。泥地上的圆圈中间放着一辆废旧汽车，旁边是岛上警察的那辆绿色的“燕子”牌自行车，安全头盔挂在车把上。大海顶多在百米之外，但他听不到海浪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