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神[1]（第2/2页）

艾德猛地转过身，一个汤碗撞在石头水池上。卫生警察抬起手，露出变色太阳微笑。他应该是从卸货台那儿悄悄进的洗碗间。艾德努力把注意力放在手里的活儿上。警官猛地蹲下，在下水道那儿捅了一会儿，也许是因为被洗碗间的蒸汽抹掉了记忆。他突然跳起，抓住艾德的胳膊，让他“下班后”到户籍登记处去一下。

克鲁索又开始四处巡视了。艾德不明白他怎么还敢走以前的那些路线。刚回来时的那几个休息日，他走出去就像是得胜还朝一样，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人还会隆重地表示问候，喝的，吃的，还有小礼物。尾荆岩拿出一整瓶薄荷利口酒。在岛吧，圣地亚哥给他准备了一顿饭。尽管如此，到最后大家还是不打算重新开始以前的那种谈话。他们避开话题，再倒上些酒，谈论岛上的琐事。不管他们曾经的首领怎样把话题往那上面引（间接地，小心地，充满尊敬地），碰到的总是回避，托词，有时对方干脆沉默不语。失望的克鲁索不久后就用上了“无论如何”和“情势所迫”这种词。他越说，那些短工们的脸上越是空空荡荡。

于是克鲁索就往更远处去。下班后，他步行到岛上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南端，那儿的人对他不是很熟悉。但即便在那儿，他也一样没能找到新的盟友。曾经那些与对自由的想法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昂情绪，爱岛主义的最纯粹体现，突然间都不复存在。在克鲁索看来，这是因为旺季而产生的迟钝态度的复发，是一种病，传染病，这一切就像是瘟疫的蔓延。

克鲁索那么快就能回来，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怀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的英雄形象（戴着手铐被人押走）遭到质疑，流言四起。

“克鲁索，那个俄罗斯人？”

“说的可是德语。”

“那口音呢？那些奇怪的用词？”

“可能是图林根方言吧。”

“他不是那儿的人。”

“也不是这儿的人，不是吗？”

在本应是分配日的那些日子里，克鲁索就坐在克劳斯纳的观景平台上喝酒。几个短工上来，替其他不能来的人表示道歉。现在，克鲁索干活的时候多半只跟兰波说话，有的时候会去克龙巴赫的办公室。晚上，他就坐在艾德那儿，后者结兄弟盟时割的刀痕（七条）已经被洗碗水泡得发炎了，但这伤口不值一提，不值得当着像以前一样来房间看他的洛沙提。

本来是艾德有话要问，但现在反倒是克鲁索一脸疑问地看着他，就好像应该由艾德把那个说出口，说出那个名称，一个灾难，一个看不见的伤口。通常他会请艾德朗诵特拉克尔的诗，他最喜欢的是那些提到姐姐的诗行。这样的诗有很多，或许有二三十首，也可能更多。克鲁索不再朗诵自己的诗，他说自己不够纯净因而不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还会说其他一些奇怪的话，但是关于他的被捕始终只字不提。艾德决定不逼他。他只是要克鲁索朗诵特拉克尔，一直说到他的朋友真开始朗诵为止。

克鲁索只朗诵了四行就停了下来，他又无声地尝试了一会儿，嘴唇摆动，但随后就放弃了。他的脸上空荡荡，一点表情也没有，脸颊突然非常大，变得像婴儿一般，那是蕴含最深刻柔情的地方。艾德换了一种眼光去看自己的朋友，几秒钟而已，因为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他轻轻地念着诗，尽自己所能，非常努力，几行之后，他发现自己突然找准了音调，他的心跳得更有力，力量在声音中颤抖，还有节奏，足以用诗治愈那个看不见的伤口，那些沉重忧伤、超越了一切的诗。

他们喝“椴树叶”，聊着候鸟和鸟的脚环，这时，克鲁索突然向他保证说雷纳那事不是他。他什么，艾德问。他说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只是帮了帮忙而已，但已经晚了，他说自己感到很抱歉，但是现在艾德已经好起来了，在辐射研究所治疗过之后。什么治疗，艾德想问，不过那个并不重要。拍了个X光，也许拍了好多个，无所谓。有朋友在身边，他感到很安全。最好的、唯一的朋友，现在甚至还成了兄弟。

[1] 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爱好音乐，创制排箫。

[2] 指1989年8月19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线上发生的一次和平示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