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5页）

“你愿意去我那儿吗？”我指向第九街，“去打个电话？”

我怎么能在此时抛下他呢？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只能靠自己？我没缘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像是被那一丝的负罪感绑在了一起，一种共同的命运。

他走向前，一直在仔细地搜索道路的边侧。“我首先需要一支烟。”他说。

早些时候，在我们走回百老汇的时候，我说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找一名锁匠。我告诉他在7月的时候，我刚搬进公寓不久，门“砰”的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那个锁匠40分钟就赶到了，很轻易地弄开了我的门锁，又装了一个新的。

我赶上他，指指一个从树干后露出来的付费电话。“我们打个电话，现在请他过来。”我说着，伸手去掏包里的电话簿，“这样的话，在我们赶回你公寓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了。”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但已经不确定会陪他去布鲁克林了，我怀疑这个夜晚再继续下去的话是否有任何意义。当我在包里翻找时，正对上他因为听到金属的叮当声而睁大和亮起火花的双眼，直到他意识到那是我的钥匙在响。我再次被一种负罪感模糊的回响和那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所困住：他钥匙的丢失和我钥匙叮当声的出现，正是我们在以色列悲惨境况的一种简单化的象征。我甚至漫无边际地从钥匙想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老房子。他们把老房子从祖父母辈一直保存下来，同样被留存的是重返被遗弃的家园、土地和水源的梦想。

在我们走近街角的香烟摊时，我看着哈米，好奇这些事会不会也在他的心里盘旋。他在一棵树旁边停下，转身背对着我，我在想他会不会告诉我他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不管怎样，那些我迅速瞥向他的眼神（他突然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并吐了口痰）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此时正在被比回家的权利更为迫切的问题所烦扰。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印度人经营着这个香烟摊。“好彩香烟，”哈米说，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再给我一个打火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并不是很贵，”我说，并翻着我的电话簿，“大概是50块钱。”

哈米扯掉玻璃纸外包装：“谁？”

印度人把找钱递给他：“给您，先生。”

“那个锁匠。”我拒绝了他递来的烟，“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人。”

“怎么了？”印度人问，带着明显的口音，“你被锁在外面啦？”他看上去好奇和热情得过分，“你需要一个锁匠？”

哈米护住打火机的火焰以防被风吹熄，点燃了一支烟：“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他在转向印度人之前向四周望了一下，“也许有人找到了几把钥匙，并且把它们送到了这里？”

印度人拿出一张名片，但哈米还在坚持：“是一小串，两把钥匙，拴着一个类似高音符号形状的红色钥匙链。”他用手在空中旋转出那个形状，“你见过它们吗？”

那个香烟摊主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如果有人捡到了你的钥匙的话，那应该是杰克逊，”他自信地回答，“杰克逊老在这一片晃悠，从街上捡东西。”他直直地看着哈米犹豫不决的脸，“去联合广场，说你在找威尔彻·杰克逊。”

“威尔彻？”

“噢，拜托，”我怀疑着抗议道，“你不会真的——”

“但它就在那儿。”

我在第十四街上的某处放慢了脚步，并请求他停下。我的脚正疼痛不已，寒风让我的眼睛里全是泪。这整个的长途跋涉，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来来回回，像是个不会结束的迷宫。他坚持的计划是由一个天真的信念所决定的，他相信他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像他的人质一样疲惫不堪地跟着他穿过街道，被刺骨的寒风掠过，无法挣脱。我应该在我们搜索过咖啡馆之后就离开的。我应该把自己从他身边拽开，让他自己继续这漫无目的的跋涉。

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展示着电子产品的橱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在远处渐渐消失。我仔细地看着他走路的样子，眼里的湿气给所有的一切覆上了一层朦胧的纱，给视线里所有的色彩都加上了发着光的尾巴。在这个距离，我能看到公园里的树梢和高坐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的影子。那影子朝我晃动，像是在说：停下，莉雅特，已经走得够远了。

电子产品店和它相邻的服装店之间的墙上有一面镜子。我抽抽鼻子，擦干眼睛，看着自己在镜子中因为一路的严寒而通红的脸。这是一面脏兮兮、斑驳了的镜子，尽管我眼里已经没了眼泪，我还是凑上前去使劲地看看，但一切仍是那么模糊：我的影像，街道的影像。而哈米此时出现在了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