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世界之都观光记（第6/9页）

后来我们又通了两次电话，他都津津有味地重复这句话，以强调他的观点。他谈论间谍、黑手党的诡计、窃听电话，以及电子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不时能隐约听到他妻子的声音。有一次，她好像要把他手里的杯子或是话筒拿走。我想像着，他或许住在布鲁克林那头哪幢高楼的小公寓里。这种公寓只要你交三十年的分期付款，房子就属于你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这种房子里，你冲厕所时管子发出的哀号声，不仅自己的房间听得到，其他与之对称设计的八套公寓也能听到，因为这些房子共用一个下水道。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水流声，把所有的蟑螂从藏身之处赶了出来。它们四处奔窜逃跑。后来，我后悔没问他这一点。凌晨三点钟，他又问了我这个问题：

“现在土耳其早餐有玉米片吗？” 

“他们想卖玉米馅油炸面团，但是没有成功，”我说，“顾客在上面浇热牛奶。”

他又发出狂笑声。“现在是迪拜上午十一点！”他喊道，“在迪拜，在伊斯坦布尔……”挂电话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

我以为他还会打电话。他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安。一个月后，我碰巧又看到了三角形的、幽灵般的光柱从格栅投射到地铁站的月台上，我决定去找他。这一方面是我想把他摇醒，搅乱他安宁的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很好奇。我在布鲁克林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名字。一个女人接了电话，但不是他的妻子。她要我再也不要打那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号码的前主人已经死于一次车祸。

对香烟的恐惧

我可能正陷入沉思中，构思着我的小说。我一定是坐在一间房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样我才没能看到他。他们后来跟我是这么说的。就在伟大的尤尔·伯连纳去世之前，他的形象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从未真正喜欢过他，他的电影我也不是很喜欢。此刻，这位秃顶的演员，正衣着不整地躺在医院病床上。他痛苦地呼吸着，眼睛直视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了这样一些话：

“在你们看到这个节目时，我已经死了。我很快就要因为肺癌而死去。这全是我的错。现在我正痛苦地死去。虽然我富裕、成功，本可以活得更长，本可以享受生活，但我却没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抽烟。请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戒烟吧！如果你不戒烟，你将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你会因此毫无必要地死去。”

把这段录音讲给我听的，是我的朋友。这些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讲完后，我笑了，把我的万宝路递给他一支，两人都把烟点燃了。我们相对一望，此刻，却再也笑不出来。我在土耳其抽烟时，从来不会有太多顾虑，虽然我知道，在纽约抽烟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没想到麻烦会如此之多。

给我带来这许多麻烦的，并不是我从电视、收音机上听到的内容，也不是从杂志和报纸上读到的内容。我早已习惯了这类宣传活动，看够了种种可怕的形象：肺部被焦油堵塞，各种肺模型里充满了焦油，使他们看起来像黄色的海绵体一样。尼古丁的毒害致使血管堵塞，严重到引发心脏病的程度。还有一些心脏的彩色图示，它们因为不幸处于吸烟者体内而在逐渐衰竭。我茫然地读着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他们都斥责仍在抽烟的蠢货，斥责孕妇抽烟毒害未出生的孩子。我凝视着缭缭香烟环绕着墓碑的景象，在达观的平静中又抽起烟来。吸烟导致死亡。这一观点对我的影响，不会大于旧公寓四处可见的万宝路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广告，也不会大于在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可口可乐和夏威夷的优美景致。这种死亡已经作了彻底的阐释，而且各种惨样我也见了，但我仍然记不住它。而在纽约，吸烟还会给我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去参加过啤酒、薯条和沙司之类的聚会，但每当我不经意点起一支烟时，我发现人们马上就会从我身边跑开，好像我要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似的。

他们逃离的，并不是吸烟可能引起的癌症，而是吸烟者本人。我慢慢地认识到，我抽烟是缺乏意志力、缺乏教养的表现，是生活混乱、漠视他人、失败的表现。（这些是美国最可怕的噩梦。）我有位朋友，他声称自己在美国待了五年，从头到脚都已发生变化。但他土耳其人的特点仍然很多，就连胡乱分类和瞎摆理论的民族习惯都摆脱不掉。他后来告诉我说，纽约人分为两类：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那些属于第一阶层的人曾经带着刀、枪和烟盒来到街上抢劫属于第二阶层的人。后者在焦虑中走过黑暗的街道时会被抢劫，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下也是如此。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你很少能看到这两种人卷入任何形式的阶层冲突。相反，报纸和电视公司努力通过香烟这一途径，来联合两大对立分明的阶层。香烟的价格在每个商店、每个住区都有所不同。香烟广告也在竭力糅合两大阶层。广告上大口抽烟的模特，一点都不像尼古丁上瘾的人，反而很像工作努力、富有意志力和教养、不抽烟的人。你还能听到激动人心的快乐故事：有些人从吸烟阶层成功进入非吸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