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世界之都观光记（第7/9页）

那位从头到尾发生变化的朋友跟我讲起了他与一个帮助人们戒烟的组织接触的经历。尼古丁脱瘾戒毒的前几天，他痛苦难忍，于是拨打了求助电话。电话上有个甜美、充满同情的声音告诉他说，只要他摆脱这个习惯，他就会如何如何地幸福。他需要做的，就是再咬紧牙关坚持一会就行。这位朋友继续说，那个声音跟他讲他所经历的痛苦有意义，甚至可能是精神意义，因此他只需微笑即可解决问题。这时，我点起了一支香烟，他马上就惊慌不已，对我的看法也急转直下。现在我知道，在麦迪逊大街上乞讨香烟的黑人，是人们同情的对象。这并非因为他没钱买烟，而是因为他的第一要求是抽烟。那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意志力，没有教养，他对生活期待无几。如果一个人有抽烟的品性，那么他沦为乞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纽约，怜悯心慢慢地变成了时髦。

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上帝给大地带来瘟疫，是为了区分有罪者和无辜者。如果你能猜到有些死于瘟疫的人会反对这种想法，那么你也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吸烟者会如此热切地想证明，他们是好公民。不论何时，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会议上或工作场地上退到某个角落围着烟灰缸聚成一团，或者在吸烟室里（如果真有吸烟室存在的话）济济一堂，那么这些该死的瘾君子就会急着想你表白，说他们很快就会戒烟。事实上，他们是好公民，但因为后悔有这种由缺乏教养、意志力和成功意识而带来的习惯，他们都认为自己不过是暂时抽抽烟而已。他们的脑中都有一个故事，可以把自己从窃贼和罪人的国度里解放出来。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解决完与情人之间的问题后，在完成了那些写不完的论文后，或者在找到工作后，就会戒除这个该死的恶习，加入到过着健康生活的美国人行列中去。有些人甚至为自己在烟灰缸旁边的不良行径感到日益不安，并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犯下的罪行并非真正有罪。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根本不抽烟，只是在某个特别不愉快的一天，抽了那么一支而已。或者说，那种烟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极低，他们实际上一天只吸三支。而且，如你所见，他们连火柴或打火机都不随身带着。

但是，这些犯罪者当中，总有一些人纵情于罪恶的生活，他们骄傲地保持着这个习惯，至少是在家中如此。我见过那些快乐、有教养、自律、富有的老一代人，他们抽烟时间太长而无法戒除，因此对吸烟可能导致过早死亡，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有些人则相反，他们和在工作场所严禁吸烟的那种年轻商务人士不断发生冲突。他们把年轻人的做法当做对自身自由的束缚。我记得，我曾和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作家，坐在一家小快餐馆的前窗旁，看着顶部打有香烟广告的黄色出租车在眼前驶过。终于，我们谈到了香烟的滋味。意大利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他“抽起烟来像个土耳其人”。就像一位闲散的贵族谈论罕有的好葡萄酒一样，这位作家谈到了长装骆驼烟的粗涩口感，以及短装健牌烟的美妙、精醇滋味。在我看来，他似乎在毫无畏惧地捍卫罪恶的滋味。每次提到香烟，人们都会把对生命的热爱和死亡的恐惧置于对立冲突之中。这让我疑心，纽约的香烟意识形态是否是某种宗教。 

42街

他们在42街的拐角处相遇，但没有停下来说话，而是径直走入他们能找到的第一家小快餐店。雨开始下了，在第五大道兜售无线电话和收音机的黑人，都已离开了街道。餐馆里可以闻到蒸汽和菜油的味道。与柜台平行的地方，有一排桌子和装饰成红色的小隔间。有个男子脱下旧外套，小心地把衣服放在近旁靠隔间的墙壁处。有个女子坐下身来，也脱下了衣服。柜台旁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个老人，正抱着报纸的体育版打瞌睡。

“不要把包挂在那里，”那男人对女人说，“如果有人抢了包，他很快就能跑出门去，没人能来得及阻拦他。”

那女人的眼光在菜单上游移着。两人都年近三十。那男子开始神经紧张地摸出烟来抽，女人则把包从刚才挂的地方挪开，放在她身旁的外套上面。

“真糟糕，”她终于说话了，“他们不再要纽扣了。”

“为什么不要？”

“他们还没卖完我给他们做的纽扣。”

“他们付钱了吗？”

“只付了我一半。”

“耳环呢？”

“他们不要纽扣，他们也不要耳环。”

纽扣实际上指的是手镯。她在木珠和耳环上作些花样设计，然后两块钱一对卖给某个小贩。那类小贩通常是丑陋的老太婆。她不再记得，她为什么把手镯叫做“纽扣”，也许是因为这些手镯看起来像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