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第2/6页）

想进入别人生活的小说家，不一定要像我准备写《雪》时所做的那样，去调查别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说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体会他人的状况，体会他人的痛苦和烦扰，那么他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想像。下面，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想起我先前提到的文学关系：“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我该怎么办？”在每部伟大的小说之后，都隐藏着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进入他人的身体，并给这身体带来生命。他最强烈、最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去试探自己身份的极限。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那么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猜到，房子里的每个人看到我急匆匆地从墙上或天花板上溜过时，会感到厌恶或恐惧，如果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会扔苹果来砸我，那么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变回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别人之前，我可能还必须作一点调查。我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么急于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个“他者”，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可用来应对我们最原始的仇恨、恐惧和焦虑。我们很清楚，这几种情感可以激发想像，赋予我们写作的能力。所以，一个遵守艺术规则的小说家会认识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认同“他者”，那么，他获得的就只有好处。他还知道，如果他能为彼此对立的他者着想，那么这将有助于他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像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便获得了自由。

因此，笛福的伟大小说神奇地塑造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鲁宾孙·克鲁索，还有他的奴隶星期五。《堂吉诃德》同样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个生活在书本世界中的骑士，以及他的仆人桑丘·潘沙。我喜欢读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作家是个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书中展开想像，描写一位女人如何先毁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后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从未结婚，却想像自己进入了对生活不满的爱玛·包法利的心里。在所有寓言小说中，最伟大的是《白鲸》。作者梅尔维尔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美国无法摆脱的各种恐惧，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恐惧。而探讨各种恐惧的媒介，就是大白鲸。我们之中，那些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虑到美国南方的情况。如果福克纳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实地表现出来，那他的作品就会有所欠缺。同样，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德国小说家希望对所有德国人说话，但是他却未能或明显、或含蓄地描绘出该国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们造成的社会不安，那么这位作家也同样有所不足。同理，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不能描绘出库尔德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视了该国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暗内容，那么在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写了些空洞的东西而已。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他从事的政治事业毫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于他的想像，来自于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小说家，绝不会对政治持有年轻人的兴致；如果他真有那种兴致，那他的动机最终不会有多大意义。今天，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时，我们不会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图去读。尽管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同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进行争辩。我们读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对当时俄国的反映。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深锁在斯拉夫灵魂中的伟大秘密。而只有小说，才能探讨这样的秘密。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读报纸、杂志或者看电视来应对这种深沉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它的深度让我们恐惧，它的简单让我们震惊；才能收获这种真理。我再补充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们开始在读者耳边低语，告诉他扎根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告诉他源自傲慢和失败、耻辱和愤怒的秘密时，他们其实也照亮了读者自己历史的阴暗之处。这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家，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