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交通和宗教

我们开车从德黑兰南郊的一个贫穷街区经过。透过车窗,我可以看到很多家自行车和汽车修理铺。因为是星期五,所有店铺都关上了百叶窗。街上、人行道,甚至咖啡屋里都冷冷清清。此时我们把车开到一个空旷的大广场停下,广场修成了环形路的样子,是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那种广场。要进入我们左边的街道,我们必须先右拐,然后顺着环形路绕一圈。

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司机正在琢磨是不是直接左拐就算了。他两边都探视了一下,看看是否有别的车辆进入广场:他应该遵守法规吗?他是否应该动点脑筋,想办法绕过这法规,就像在人生任何时候碰到突如其来的挑战时,他所采取的思考方式一样呢?

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开车穿过伊斯坦布尔街道之际,也常常碰上同样的两难境地。在城市的主道上开车,我是一位模范司机(记者把这里的交通描述为“交通无政府状态”)。但是,只要驾驶着父亲的车子来到有着鹅卵石地面、空旷偏僻的街道时,我就会无视交通规则,简直为所欲为。深更半夜时坐在车里,在不顺道的环形广场耐心地等待交通灯变绿;在眼前没有任何车辆的情况下,遵守禁止左转的标识等于是在向权威低头,向一个对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毫无体谅之心的权威低头。在那时候,我们对严格按字面意义遵守法规的人不以为然,并认为只有缺乏大脑、想像力和毫无个性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你在没有车辆通过的十字路口,坐等红灯变成绿灯,那么你很可能就是那种挤牙膏非得从底部往上挤的人,以及那种不把整个标签说明书看完就不敢用药的人。我记得,我曾看过一本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杂志,里面有一幅漫画,它表现出我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鄙夷态度:在美洲的沙漠中心,有位孤单的司机正在等待绿灯出现。

现在,回想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我会觉得,对公路法规的鄙视似乎不仅仅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简单向往。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微妙的、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如果我们自己在一起,中间不夹杂陌生人,那么旧秩序仍然管用,我们还会玩以前的老花样。在60到70年代,我们手里握着的电话机松松垮垮,总少不了要用一颗钉子钉住关键部位让它不至于散架;或者,我们用拳头一通敲打,让没法修理的德国收音机又运转起来。每当此时,我们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自豪。这样的绝技让我们感觉出自己与西方人的差异。西方人尊重技术与文化的规则,他们常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多么世俗,多么狡猾。

但是,此刻,我坐在德黑兰郊区这个广场的边缘,观察到司机在犹豫不决:他在考虑,到底是循规蹈矩,还是听从实用主义。这时,我可以说,这位司机——到此时我对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对做民族主义的宣言毫无兴趣。他的问题非常实际:因为我们急着赶路,所以绕着环岛跑一圈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很焦急地扫视各个通往环岛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如果草率决定的话,结局就是他可能会和另一辆车相撞。

此前一天,我们在交通的无政府状态下无法脱身,只能不可思议地看着一次又一次的拥堵。当时,这位司机向我抱怨说,在德黑兰没有人遵守规矩。即便他说话时面带微笑,但我们整天还是只能在车尾相接的路况中一边坐着等,一边看着许多家用培康车车身被撞瘪,里面的司机则互相高声辱骂。我们一直暗暗地在嘲笑他们,似乎我们是相信公路规则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而现在,我的司机正在犹豫他是否要违规转弯,我从他的微笑之下,感觉出一种焦虑。

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曾费尽力气从伊斯坦布尔的车流中穿过,那时,我有着同样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现在,我们的司机为了节省时间,考虑放弃法规能带给我们的好处和保护时,他也知道,他必须要独自作出决定。他必须迅速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利用一切可用的途径,然后当场作出决定。同时,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甚至他身边所有人的生命都攥在他的手中。

你可能会争辩说,我们那位司机通过违反规则,选择自由,一个人来承担孤独。但是,即便他不是在作一个自由选择,就凭他对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司机的充分了解,他也会认识到,只要自己还是德黑兰的一个司机,他就注定会孤独。因为,就算他决定遵守现代交通规则,那些像你一样的实用主义者们,却根本不会在意这些规则。在德黑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每一位司机接近十字路口时,不仅要注意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还要提防有意忽视它们的任何一位司机。西方国家的司机可以自由变道,他很有把握周围的人都会遵守规则,所以他可以听着音乐,浮想翩翩。德黑兰的司机能感觉到不同秩序下的一种自由,这自由让他无法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