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非常高兴能来到法兰克福。我的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这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有些关联。等一会儿，我会详细地谈论这种联系。卡的真名是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更愿意使用这个更简短的称呼。20世纪80年代，他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他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不喜欢政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诗歌。我的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诗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态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事故一样，卷入政治，往往是无心而为。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想就政治和事故说上几句。对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考虑了很多。但是，请不要担心：虽然我能写长篇小说，但今天，我只会做一点简短的评论。

五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想描述1980和90年代，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状况。为了避免犯太多错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今天的观众席里，有两位为我那次法兰克福之行提供了特别慷慨的帮助。他们带着我四处参观。我们一起走访了古特鲁街附近一家旧工厂后面的小公园，我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是如何从住处散步到城市图书馆，并在此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步行穿过车站前面的广场，沿着凯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经过几家性用品商店，然后再路过明希内尔街的几家蔬菜水果店、理发店和烧烤店，一直走到钟塔广场，刚好经过我们今天聚会的教堂前。我们还一起走进了Kaufhof商店，卡那件穿了多年、给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是在这里买的。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家园的贫困区走了两天，参观了清真寺、饭馆、社区协会和咖啡屋。这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就像个新手一样，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笔记，为每一个细节烦恼，还总是问“80年代，有轨电车真的通过这个角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在卡尔斯作调查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数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我对卡尔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当做小说背景之前，我曾多次去那里调查。在那儿逗留期间，我逐街逐店调查该城市，遇见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访过这里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住区，它同样是整个土耳其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城市。我和那些失业后无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谈；还和中学生交谈，和不管我到哪都紧跟着我不放的警察、便衣警察交谈；和发行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的报刊出版商交谈。

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叫《雪》的小说。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进入到一个每过一天我的理解都会变得更加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是小说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回响在我们每人头脑中的“他者”、“陌生者”和“敌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改变自己目前身份的问题。我的问题，并非对所有小说家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一部小说，当然可以通过想像，将其人物置身于我们所熟悉、关心的、我们从经验中认识到的处境中去，这可以加深对人类的了解。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让我们想到自己，那么我们的第一愿望，就是让这些人物来解释我们是谁。因此，我们故事中的母亲、父亲、房子和街道，与生活中的样子非常相似。故事发生的城市也一样真实，如同我们亲眼所见。而故事发生的国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支配文学艺术的神奇规则，会扩大普通家庭、家园和城市的意义内涵，使每个人都觉得，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家园和城市。常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十七岁拿起这本书时，并没有把它当做托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来读，因为我当时对他了解很少。我认为这本书与普遍的家庭有关，这样我才容易产生认同感。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现给全人类，这些故事也是别人的故事。

因此，没错，我们可以把小说界定成这样一种形式：它可让技巧娴熟的作者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与别人相关的故事。但对于艺术来说，这还仅仅是其伟大而迷人之处的一个方面而已。四百年来，它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激励过无数作家，原因绝非仅此而已。例如，把我吸引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上来的原因，就与此不同：它使我有机会像抒写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抒写别人的人生。正是通过这类探讨，小说家们才能开始去检测，将“他者”分隔出去的标准是否合理，而在这样做时，他们也就实现了身份的互换。他者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当然，一部小说可以同时完成这两大功绩。甚至，它可以使我们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这是他人的生活。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使我们得以描述他人的生活，就好像这是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