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词语，图画，物品

我说过写作小说的艺术在于具备一种能力，可以从一片景观之中—也就是说在物品和意象的包围中— 感知主人公的各种思想和感觉。这种能力对于有些小说家显得并不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有时候感觉遇到了某种极为深刻的东西—我们获得了一种有关生活、人，并且首先是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知识看起来如此熟悉同时也如此非凡，偶尔使我们内心充满恐惧。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给我们的知识或智慧不是诉诸于我们的图画想像（visual imagination），而是诉诸于我们的词语想像（verbal imagination）。说到小说的力量和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尔斯泰有时候同样深刻。因为这两位作家来自同一时代和同一文化，人们总是拿他俩比较。然而，托尔斯泰的洞察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察力在主要方面是不同的。托尔斯泰不仅诉诸我们的词语想像，而且—甚至更多地—诉诸我们的图画想像。

每一个文学文本无疑都会同时诉诸我们的图画智能和文本智能。在实时上演的剧场里，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为我们带来视觉感官、语言游戏、分析思维的快乐以及诗性语言的乐趣。流畅的日常语言当然也是我们快乐的一部分。说到高度戏剧化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说，《群魔》中的自杀场景—纸面上或许并没有明确的意象（读者必须跟随主人公想像某人在隔壁的房间自杀），然而那个场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可是，尽管充满了让读者头晕目眩的紧张感—或者因为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粘连在我们意识中的实际上只有少数的物品、意象和场景。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世界充满了富有暗示性、巧妙安排的物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舍看起来几乎是空空荡荡的。

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一些概念，以便更轻松地解释我的观点。有些作家更擅长诉诸我们的词语想像，另外一些作家则更有力量诉诸我们的图画想像。第一类作家我称之为“词语作家”，第二类作家我则称之为“图画作家”。对我来说，荷马就是一位图画作家：当我阅读他时，无数意象在我眼前穿过。我喜欢这些意象甚于故事本身。但是伟大的波斯史诗《列王记》的作者菲尔多西则是一位词语作家，我在写作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时曾阅读过他的著作，他主要依赖情节以及情节的各种扭结和转向。当然，任何作家都不能完全归为上述区分的一边。实际情况是，当我们在阅读有些作家的时候，我们更加专注于词语，专注于对话的进程以及作家正在探索的种种悖论或思想；而另外一些作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纳入不可磨灭的意象、想像、景观和物品。

有的作家既可以是图画的，也可以是词语的，依使用的体裁而定。柯勒律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的诗而论—例如，《古舟子咏》—他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为读者绘制一系列璀璨的图画。但是在他的散文、个人日志和自传里，柯勒律治就变成一位分析性的作家，希望我们可以完全以概念和词语思考。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洞烛幽微地描写自己如何创造诗：他以图画想像写诗，同时又以词语想像分析诗—见他的《文学传记》第四章。埃德加·爱伦·坡从柯勒律治受益良多，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其论文《创作的哲学》中解释自己的诗作《乌鸦》，手段就是诉诸读者的文本想像。

为了理解我称之为“图画文学”和“词语文学”之间的区分，让我们暂时闭上眼睛，将思维聚焦于一个主题，让思想在我们意识中成形。然后让我们睁开眼睛，反问自己：在我们思考的时候，什么穿过了我们的意识—词语还是意象？答案可以是任何一个，也可以是二者兼有。我们感到，我们有时候以词语思考，有时候则以意象思考。我们经常从一种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方式。现在，我打算通过图画和词语之间的对比，说明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学文本总倾向于在我们脑海里调动某一中心，而不是其他中心。

以下是我最坚定的观点之一：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visual）文学虚构。通过诉诸我们的图画智能— 我们在心目中观看事物并将词语转化为内心图画的能力—小说对我们施加最主要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依赖于我们对普通生活体验的记忆以及有时候会被我们忽视的感觉印象的记忆。除了描绘世界，小说还描写—以一种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匹敌的丰富性—我们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所激发的感受。小说的总体景观—超越主人公们所看到的—透过那个世界的声音、气味、味道和发生接触的时刻，变得鲜活起来。然而，在我们每一个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实际获得的体验之中，视觉无疑是最重要的。写作小说意味着用词语绘画，阅读小说则意味着通过别人的词语具象化种种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