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学人物，情节，时间（第4/6页）

柯勒律治在论莎士比亚的讲座中描述了刻画主人公—作为所栖居景观的一部分—的方式：“‘戏剧人物’的性格像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一样，需要读者去推测，而不应直接告诉读者。”柯勒律治的观察具有影响深远的效果。几乎八个世代的小说作家和读者—我指将近两百年的跨度—总结认为小说艺术的首要挑战就是构造主人公的性格，并且要由读者成功发现主人公的性格。

让我们记住柯勒律治写下这些话差不多是在莎士比亚之后两百年，当时英国小说正在兴起，狄更斯准备写他的第一部小说。但是，小说带来的挑战和极大乐趣并不发生在我们根据主人公的行为推测其性格之时，而发生在我们至少以灵魂的一部分设想他之时—以这种方式，即使只是暂时地解脱自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并且哪怕只是一度通过别人的眼睛观看世界。如果小说的真实使命在于描述生活在世界中的感受，那么这当然与人的性格和心理学密切相关。但是，小说的主题比心理学本身更为有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他或她与世界的多样形态打交道的方式—我们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水果和花朵、每一件事情。依据这些实在的感知才产生了我们对主人公的认同感，而这才是小说艺术可以提供的主要快乐和奖赏。

不是因为安娜·卡列尼娜具有什么特别的性格典型，托尔斯泰才以某种既定方式描写她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火车里的言行举止。他只是讲述了一位婚姻并不幸福的女人坐在回家的火车里手捧小说阅读的感受，在此之前，她在一次莫斯科的舞会上曾经与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共舞。安娜之令人难以忘怀在于无数个精确描绘的小细节。我们开始观看、感觉并介入每一件事情，就像她的体验—窗外的雪夜，车厢内的情形，她阅读（或者虽然努力但无法专注地阅读）的小说。我们像她一样观看，感觉，表示兴趣。这一切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是托尔斯泰塑造她性格的方式：与塞万提斯描绘堂吉诃德的方式不同，托尔斯泰呈现给我们的安娜是柔软的、朦胧的，让我们有足够空间设想她。我们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不是置身局外，读《堂吉诃德》时我们才如此。小说艺术最显著的方面是它以主人公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连同他们所有的感知，将世界呈现给我们。因为我们从远处看到的广阔景观是通过他们的眼光、通过他们的感知得到描述的，我们将自己置于他们的位置，被深深感动，并且从一个人的视角转换到另一个人的视角，以一种从内部体验到的感觉理解总体景观。人物行走于其间的景观并没有在他们身上投下一丝阴影；相反地，主人公们被想像、被构造的精确目标正在于呈现这个景观的细节，并将之照亮。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深深融入他们所感知的世界。

描述主人公融入世界的技巧将是本次讲座的第二和第三主题：小说的情节与时间。既然说了主人公的性格或灵魂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意识中天真的一面，并且以感伤— 反思性的方式谈论人物性格描写的技法。该技法是我们构造和理解文学人物的基础。小说家根据想要研究、探索和讲述的话题，根据其想像和创造性的焦点之中的生活体验来创造主人公。

小说家并不是首先赋予主人公一个非常特别的灵魂，然后顺从这个人物的种种意愿，亦步亦趋地进入具体的主题或经历。探索特定话题的渴望是最先出现的。只有在此之后，小说家才构想那些最适合阐明这些话题的人物。这就是我一直所做的。而且我认为所有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在这么做。

“这就是我一直所做的！”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本系列讲座的副标题。在此我的打算是解释我本人对于被称为“小说”体裁的理解。该体裁被数以千计的前代作家发展、塑造，像一个美妙的玩具放在我的面前— 一个由词语构成的三维宇宙。我的想像如何介入这个特别的体裁？我作为一名小说家，什么是我工作的情感和理智的核心？我的观点与谨慎却又乐观的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相似。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可以描绘一切人性，只要他自己能够理解自我并且设法表现他的自我理解。我天真地相信，我能够展示其他小说家在构造小说时意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只要我真诚地表达我自己阅读和写作小说的体验。换言之，我的思想有天真的一面，相信我自己能够向你们，我的读者们，表达我感伤—反思性的一面。这部分负责处理小说的技术性层面。

说到我禀性中天真的一面，我觉得20世纪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如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叙述理论于我有亲和力。我们所谓的“情节”即故事里事件的前后相继只是一条线索，用以联系我们希望讲述和传达的节点。这个线索并不代表小说的材料或内容—即小说本身。它显示了数以千计的小节点贯穿文本的分布。叙述单位、主题、形态、分支情节、微型故事、诗意创造的时刻、个人的体验、点滴的信息—无论你如何称呼这些节点，这些就是大大小小的能量圈，催促并鼓励我们写作小说。在论《洛丽塔》的文章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称呼这些最重要、最难忘的节点为“神经末梢”， 是它们构造了一本书。我感到这些单位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原子一样不可分割，也不可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