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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奇叔叔喜欢小孩。”

“没错，他真的喜欢孩子。”她说：“他是个好人，他爱所有人。这年头，上哪儿去找这种人?”

她掉下几滴眼泪，也许是因为自己恶言咒骂亡夫引发愧疚感。当她看到萤幕上的几只螃蟹平安回到海滩，没有成为海鸥的大餐，也未落入险恶的大海时，拿出自己巧手编织的手帕，擦干了眼泪，擤了擤鼻子。

“还有，雷夫奇叔叔似乎写过一本给大人看的书，叫作《新人生》。”在这个当口，细心的侦探问道：“而且，他显然是以化名出版这本书。”

“我不管你从哪儿听说这件事，”她打断我：“这些都不是真的。”

她非难地看了我一眼，一股怒气就要发作，当下义愤填膺又粗鲁地吐出一大口烟，烟雾警报器立刻铃声大作。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交谈。我仍不能主动告退，因为我还在等待，希望人生隐而不见的那一面，能够自动现身。

电视上的教育影片播完了，当莱蒂比婶婶态度严肃又决然地自座椅起身，并以手臂勾住我，把我拖向大书柜时，我试着说服自己，螃蟹的一生，比人类悲惨多了。“你看。”她说着，转开鹅颈台灯。灯光照亮高挂墙上、镶在相框中的照片。

照片里是三十五个或四十个男人，打着一样的领带，穿着相同的外套、相似的长裤，多数人蓄着一模一样的胡子。他们站在通往海达帕夏火车站的阶梯上，对着镜头微笑。

“他们全部是铁路稽查员。”莱蒂比婶婶说：“他们全都深信，这个国家的发展要仰仗铁路。”她的手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是雷夫奇。”

他的模样与我孩提时的记忆差不多，也和这些年来我想像中的样子相去不远。他比一般人高些，比较苗条，长得算帅，面容略显哀愁。他浅笑着，和这群人在一起，与大家作同样的装扮，看上去很快活。

“我在世上没有亲人了，你知道。”莱蒂比婶婶说：“我没能去参加你的婚礼，所以你起码要收下这个。”她把从柜子取出的银制糖果盘，塞进我的手里。“有一天，我在车站看见你和太太还有女儿，你太太长得真漂亮，希望你好好侍她。”

我一直瞧着手中的糖果盘。如果我说，自己遭到愧疚感与不得体打击，读者诸君大概不会相信。这么说吧，我想起了一件事——虽然并不很清楚那件事究竟是什么。在如镜子一般的糖果盘上，莱蒂比婶婶、我自己，还有整个房间的影像，变得愈来愈小，变成了圆形，变得扁平。不必透过我们的灵魂之窗，只要凭借手边另一种镜片，就能够一窥世界全貌，这是多么神奇啊。矫捷的孩子直觉发现这一点，逗得聪明的大人笑开怀。读者大人们，我的思绪已经有一半飞到九霄云外，另一半还死抓着某个东西不放。我不知道你是否遇过这种状况，当你就要记住某件事，而在弄清楚自己记住了何事之前，却不知何故，延后“去记忆”的这个动作。

“莱蒂比婶婶，”我甚至疏忽了礼数，忘记感谢她赠送糖果盘，只是指着摆在另一边柜子里的书问道：“我可以把这些书拿回家吗?”

“为什么?”

“我想读这些书，”对于自己因为杀过人，夜晚无法成眠一事，我略过不提：“我在夜里读书，看电视眼睛会累，不能看太久电视。”

“噢，那好吧。”她狐疑地说：“不过，看完之后，你要拿回来还，不然那边的柜子会空空的。那过世的丈夫一天到晚都在读那些书。”

之后，我和莱蒂比婶婶看了电视上特晚午夜场播放的影片，内容描述在名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几个坏痞子、几个不快乐又不介意卖春的潜力女星、热心的警察，以及漂亮的年轻可人儿与纯真的孩子在天堂猴急地马上嘿咻，背后却又以恶毒字眼互道对方不是的故事。看完影片后，夜已经深了，我踏上回家的路。我的双手提着装满书的两个塑胶袋，那个银制糖果盘摆在其中一个袋子上方。银盘表面反射出一整袋书、全世界、街灯、剥落的白杨树、漆黑的天空、忧愁的夜色、潮湿的人行道，以及我提袋子的手、我的手臂，还有忽上忽下迈开大步的双腿影像。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桌上排成一列。母亲在世时，这张书桌向来放在后面的房间，也就是我女儿的房间，现在则摆在卧室；中学及大学时，我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第一次读《新人生》也是在同一张书桌。糖果盘的盖子卡住了撬不开，所以我也把它排进书列中，然后点起一根烟，满意地审视着桌上的摆设。一共有三十三本书，其中有如《神秘主义基本论》、《儿童心理学》、一本《世界简史》、《伟大哲学家与伟大殉道者》、《图解梦境大全》、但丁和伊本·阿拉比[1]的作品译本，以及教育部印行的《世界经典系列集》中里尔克的作品（这些书有时会免费送给部长官员们），另外还有《绝妙情诗大全》、《国土故事集》之类的文选和诗集，加上凡尔纳[2]的翻译作品、封面颜色鲜艳的福尔摩斯与马克吐温著作，还有《康提基号海上飘流记》、《天才也是孩子》、《末代车站》、《国内鸟类全集》、《把秘密告诉我》、《一千零一个谜题》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