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在塔尔拉巴什 世上最幸福的男人（第3/4页）

在不问缘由、感恩地接受人生赋予的这些幸运岁月里，犹如季节更替和树叶凋零飘落，麦夫鲁特模模糊糊地发现时光在慢慢流逝；一些树木枯萎了；一些木房子突然消失了；孩子们踢球、小贩和无业游民午睡的空地上矗立起了六七层的高楼；街道上挂起了更大的广告牌和横幅。这一切就像在最后一刻发现钵扎季节或者足球联赛又将结束一样；就像在最后一周的周日晚上才明白安塔利亚体育球队1978年将被降级一样；或者像1980年军事政变后，街上逐渐建起了许多过街天桥，直到有一天他在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怎么也过不了街时才发现一样，因为为了引导民众走上天桥，人行道边安置了栏杆。区长打算从塔克西姆修建一条宽阔的大街到泰佩巴什，大街将在离他们住的街道五条街上面的地方穿过塔尔拉巴什，把塔克西姆和希什哈内连接起来。麦夫鲁特是从咖啡馆的闲聊和电视里的辩论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但他没当真。拉伊哈从街区里的老人和嚼舌的女人那里听来的多数消息，麦夫鲁特也都知道。他的消息则来源于街道和咖啡馆的闲聊，以及花街鱼市和英国领事馆之间那些老旧霉暗的百年公寓楼里的希腊族老妇人。

尽管没有人愿意记住或者说起，但以前的塔尔拉巴什是一个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犹太族人和亚述族人居住的街区。曾经从塔克西姆后面流向金角湾的一条小河，在流经的街区有过不同的名字。（道拉普代莱、比莱吉克代莱、帕帕兹库普如、卡瑟姆帕夏代莱。）后来随着河床被混凝土覆盖，这些名字也就被遗忘了。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河谷另一边的库尔图鲁什和费里柯伊的后背上，只有希腊族人和亚美尼亚族人在那里生活。共和国之后，对于贝伊奥卢的非穆斯林人的第一次打击是1942年实施的财产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德国人的影响持开放态度，向塔尔拉巴什的基督徒们征收其多数人无力支付的高额税赋，还抓捕了交不起税的亚美尼亚族、希腊族、亚述族和犹太族男人，把他们送去了阿什卡莱的劳动集中营。麦夫鲁特听过很多关于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因为交不起税将店铺托付给土耳其人伙计、自己被送去了集中营；有的是为了躲避街上的搜捕好几个月不出家门的药剂师、家具师傅、举家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希腊族人。1955年9月6—7日，希腊和塞浦路斯发生争斗期间，教堂和店铺被手持棍棒和旗帜的人群抢劫破坏，神父被追捕、妇女遭强暴，之后大多数希腊族人去了希腊，没走的人也因为1964年政府的一纸法令，被迫在二十四小时内放弃了他们的家和土耳其。

在酒馆里喝到很晚的街区老住户，或者对那些住进空房子的人有抱怨的人，会悄悄地讲起这些故事。麦夫鲁特听到有人说，“以前的希腊族人比库尔德人更好。”因为政府坐视不管，现在非洲人和穷人来到了塔尔拉巴什，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然而一些被赶去希腊的希腊族人，仍然是地契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和塔尔拉巴什来看自己的房子，但不会受到很好的礼遇。谁也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从安纳托利亚迁徙来的比特利斯人和阿达纳人住进了你们的房子！”因此，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会羞愧地躲避他们的老熟人。他们中有想索要房租而恼羞成怒的人；有持敌对态度的人；也有在咖啡馆里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追忆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但这样动情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麦夫鲁特也曾见过各类流氓团伙唆使街上的孩子向来看房子的希腊族人起哄、扔石子，也正是这些人和国家以及警察联手让人悄悄地住进了希腊族人的空房子，把那些房子租给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穷人。遇到这种情况，麦夫鲁特首先像所有人一样想说：“孩子们停下来，别这样。”但当他想到孩子们根本不会听他的话，背后的煽动者就是自己的房东时，他的脑子就乱了。“希腊人不是也抢占了塞浦路斯吗。”他想起一个自己并不完全明白的不公，带着一半愧疚，一半愤怒，离开了事发地点。

拆除旧房屋被冠以令人赏心悦目的洁净和现代字眼。在无主房里安家的流氓、库尔德人、吉卜赛人、小偷将被清除；大麻和毒品窝、走私贩仓库、妓院、单身汉宿舍、为违法勾当提供庇护的破旧茅舍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条五分钟便可从泰佩巴什到达塔克西姆的六车道大街。

以诉讼抵制征地决定的希腊族人律师、为保护百年建筑而抗争的几个大学生，以及建筑协会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把媒体也招来的区长，坐到一辆推土机的驾驶座上，在掌声中，用挂着土耳其国旗的推土铲开始铲除一座法院还未做出拆除判决的老房子。拆除过程中，尘土钻进了相隔五条街的麦夫鲁特家紧闭的窗户里。推土机周围，照旧是一群由无业游民、售货员、路人和孩子们组成的好奇的人群，以及向他们兜售阿伊兰、面包圈、玉米的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