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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又眨了眨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唔，你是什么意思？”艾伦问。

“我对那个叫波登的人很感兴趣。弗朗西斯是我的学生，他去洛杉矶调查这个人。也许是离婚之类的官司，谁知道呢？弗朗西斯没有按时回来，我听说波登先生也死了。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查查。我就想到了你，艾伦。”

“嗯。”艾伦说。他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舅舅，最终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他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近旁偷听或偷窥。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份材料。“我星期一飞去了洛杉矶。”艾伦说。

“你去了！”索尔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外甥只会在华盛顿打几个电话，动用以色列大使馆里的电脑搜索——特别是摩萨德特工所在的六个房间的电脑——调阅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秘密档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第二天就亲自乘飞机飞去了西海岸。

艾伦挥了挥手，“这没什么。”他说，“我累积了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呢。你什么时候开口求过我们，索尔舅舅？从我小时候起，你就不停地帮助我们，不求回报。你从纽约寄回来的钱供我在海法读完了大学。你只是请我帮一个小忙，我怎么会说不呢？”

索尔揉了揉额头，“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他说，提到了艾伦的小名，“何况，摩萨德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

艾伦对此置若罔闻，“我只是去度假，索尔舅舅。”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在度假期间做了什么？”

索尔点点头。

“这是哈灵顿先生待的地方。”艾伦说，将贝弗利山的一家酒店的黑白照片推过桌子。索尔没有拿起照片，看了一眼就又推了回去。

“我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艾伦说，“哈灵顿先生是十二月八号入住酒店的。有女服务员记得，九号早上，一个与哈灵顿容貌近似的红发年轻人在酒店咖啡馆用过早餐。有搬运工记得，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有人驾驶黄色达特桑汽车离开了酒店停车场，哈灵顿租借的也是同一款车。但搬运工说他不能完全确认开车的就是哈灵顿。”艾伦递过来两张纸，“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影印本——只有一段话——还有警察的报告。十号，也就是星期三，黄色达特桑被发现时，停在机场的赫兹租车行附近。租车行找不到车主，只好将账单寄给了哈灵顿的母亲。十五号，也就是星期一，我到洛杉矶的当天，哈灵顿的母亲收到一张匿名汇票，要求支付329.48美元的房费。汇票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索尔舅舅？”

索尔看着他。

“我猜你不知道。”艾伦说，合上文件夹。“但真正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周，哈灵顿先生业余侦探事务所的两个兼职助手——丹尼斯·利兰和塞尔比·怀特——死于交通事故。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接到一通长途电话之后，他们驾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怎么了，索尔舅舅？”

“没什么。”

“你刚才似乎很不舒服。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怀特是哈灵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他来自海安尼斯港的怀特家族。”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索尔说，“你接着说吧。”

艾伦微微眯眼看着舅舅。索尔记得，艾伦小时候听他讲离奇的睡前故事时，也曾露出过同样怀疑的表情。“无论发生了什么，看上去都是职业杀手所为。”艾伦说，“像是美国黑道家族——新黑手党——干的勾当。出手干净利落。撞死利兰和怀特的卡车至今下落不明。哈灵顿则永远失踪了。但问题是，弗朗西斯·哈灵顿在加利福尼亚究竟干了什么，惹怒了职业杀手——如果杀他们的是黑手党的话——以至于不惜采用古老的方式斩草除根？为什么要将三个人都杀掉？利兰和怀特都有正式工作。他们之所以掺和到哈灵顿的半吊子侦探事务所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在周末找点儿乐子。”哈灵顿去年就接了三个案子，其中两个是帮朋友处理离婚；第三个案子是为一个又老又穷的蠢货寻找四十八年前遗弃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信息你都是怎么查出来的？”索尔轻声问。

“星期三我回来之后同弗朗西斯的兼职秘书谈过，然后在一天晚上去了趟侦探事务所。”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莫迪。你确实有几分像詹姆斯·邦德。”

“嗯。”艾伦说。他扫了一圈餐厅，发现这里已经不提供午餐了，顾客也越来越少。还有些吃得慢的人留在座位上，索尔和艾伦并没有显得非常可疑。所有顾客离他们都有十五英尺以上。餐厅外的地下室走廊里，一个孩子正放声大哭。“我还没说完，索尔舅舅。”他竭力模仿牛仔拉长调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