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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她戴着一顶草帽，在头上微微后倾，白色的宽松衣服上系着灰色的围裙。她金发碧眼，手臂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女性的优雅。

有人走到他和那幅画中间。索尔后退两步，向旁边挪动，以便更好地看画。戴草帽的女孩继续盯着他空出来的地方。索尔说不清这幅画是哪里打动了他。玛丽·卡萨特【96】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柔和而模糊的轮廓，给人多愁善感的感觉。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第一次造访国家美术馆时，就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之后，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如同朝圣一般来瞻仰这幅《戴草帽的女孩》。他觉得，也许是女孩圆嘟嘟的面庞和深邃的目光让他想起了妹妹斯特法——妹妹在二战中死于斑疹伤寒——不过斯特法的头发要黑得多，眼睛也不是蓝色的。

索尔从画前转身离开。每次他到美术馆来都告诫自己，这次必须去看看别的地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欣赏当代作品上，但每次他都在这里长时间地注视这个女孩。下次一定得改，他想。

下午一点，索尔来到美术馆餐厅门口，扫视了一圈餐桌。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很快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的艾伦，身后是一盆高高的盆栽。索尔朝他挥了挥手，朝年轻人走去。

“你好，索尔舅舅。”

“你好，艾伦。”

他的外甥站起身，给了索尔一个拥抱。索尔笑逐颜开，抓住男孩的手臂，打量着对方。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三月份艾伦就二十六岁了，但他依然消瘦。艾伦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戴维，黑色卷发和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明显继承自丽贝卡，深深的肤色和高高的颧骨则是戴维的特征——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独特遗传。“六日战争”【97】爆发的时候，艾伦和他的孪生哥哥才十三岁，身材比同龄人矮小。战争结束五个小时后，索尔才乘飞机来到特拉维夫，无缘作为医务人员参战。但艾伦和艾萨克对舅舅反复讲述了他们的哥哥——空军上尉阿夫纳的丰功伟绩。索尔还详细了解了艾伦和艾萨克的表哥柴姆在戈兰高地率领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两年后，年轻的阿夫纳阵亡了——他驾驶的飞机在埃以消耗战【98】中被埃及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第二年八月，柴姆也牺牲了——在赎罪日战争中死于错误安放的以色列地雷。那年夏天，艾伦十八岁。他从小就患有哮喘，身体虚弱，尽管他几次三番请求参军，但他的父亲戴维就是不同意。

艾伦坚持要像他哥哥艾萨克那样，成为突击队员或者伞兵。但因为哮喘病和近视眼，他被军队拒之门外。艾伦大学毕业后，想出了最后一招。他找到父亲，请求——应该是恳求——父亲托情报部门的熟人为他谋一个职位。1974年6月，艾伦加入了摩萨德。

他没有接受户外行动的训练。摩萨德里有一大批特工曾是突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不需要让这个瘦小而聪明、总是病恹恹的年轻人去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艾伦接受过标准的自卫训练，掌握了武器的操作技巧，甚至精于使用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这种小手枪当时广受摩萨德特工喜爱。不过，他的本职工作是与密码打交道。在特拉维夫干了三年情报联络，再在西奈半岛干了一年的战场通信后，艾伦来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加入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虽然他是戴维·艾希科尔的儿子，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才得到这次工作机会的。

“你过得怎么样，索尔舅舅？”艾伦用希伯来语问。

“很好。”索尔说，“请说英语。”

“好的。”艾伦的英语纯正而自然。

“你父亲和你哥哥现在怎样了？”

“比我们上次谈话时好多了。”艾伦说，“医生认为父亲今年夏天可以在农场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已经被提拔为上校。”

“很好，很好。”索尔说。他低头看着外甥摆出来的三份材料，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既获取艾伦可以的提供情报，又避免将外甥牵扯进来。

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艾伦探过身子，压低声音，急切地问：“索尔舅舅，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索尔眨眨眼。六天前，他给艾打电话，问他能否打探到威廉·波登的信息，或者弗朗西斯·哈灵顿的下落。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多年来，索尔都竭力避免与亲人见面或发生联系，但他一想到年轻的哈灵顿无缘无故消失了就心急如焚，而他去查尔斯顿之后，很可能会漏掉关于波登，也就是上校的关键信息。艾伦用加密电话打过来说：“索尔舅舅，你是想查那个德国上校，对吧？”索尔未加否认。家族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索尔二战时在集中营遇到了一个纳粹军官，此人战后逍遥法外，索尔对此耿耿于怀。“摩萨德绝不会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艾伦补充道。索尔用沉默回答了一切。当伊尔贡【99】和哈伽拿还是活跃的非法武装时，他就同艾伦的父亲一起工作，购买美国武器和兵工厂，将其拆卸后分装运回巴勒斯坦组装起来，装备给犹太军人，以应对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好吧。”艾伦读懂了舅舅的沉默，“我尽量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