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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住在索比堡的一号集中营。二号集中营是一个火车站。没有人从三号集中营里回来。他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让我什么时候排便就什么时候排便。我从事所谓‘火车站突击队队员’的工作。我披着蓝色袍子，穿着绣有黄色‘BK’标志的蓝色工作服。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直到现在，我晚上都无法安睡。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些闷罐车，车上用粉笔写着那些人的来源地：图罗宾、格兹考、乌罗达瓦、希德尔斯、伊斯比卡、马库格佐、卡莫罗、扎莫斯科……我们从那些头晕目眩的犹太人手中接过行李，发给他们行李寄存单。因为波兰犹太人往往会激烈反抗——这减缓了屠杀的速度——我们只好故技重施，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索比堡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被安置到别的安置中心。有段时间，车站的站牌上甚至标出了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安置中心的距离。火车不断将犹太人从各地送来：巴拉诺、里基、杜比恩卡、比阿拉泼拉斯卡、乌查聂、德姆布林、雷乔伊克……我们每天至少要寄一次明信片给那些仍在路上的犹太人。明信片的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安置中心。这里的农活很重，但阳光很好，食物也好多了。希望能尽快见到你。犹太人被要求在明信片上写下地址，签好名，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夏季快结束时，大部分犹太人隔离区都被清空了，就不再需要玩这个把戏了。康斯科沃拉、约泽福、米稠、格拉波维克、卢布林、罗兹——来自这些地方的火车都没有运来活人。这时，我们就只好将行李寄存单放在一边，爬上弥漫着腐臭味的车厢，将赤裸的尸体拖下来。这活儿我在切姆诺也干过，但这里的尸体有时会僵硬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火车偶尔会在郊外的岔轨上停留几天乃至几个星期，饱受烈日暴晒。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同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妇人紧抱在一块儿。我去拉女人，结果竟然把她的胳膊拧下来了。

“我诅咒上帝，脑海中浮现出上校挂着冷笑的苍白面容。我要活下来。

“七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索比堡。那天刚好从西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所以他可以目睹屠杀的全过程。从火车到站到六个焚尸炉中的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总共不到两个小时。在此期间，犹太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没收、分类、登记、保存。就连女人的头发都在二号集中营剪下来，编成毡子，或者絮进U型潜艇士兵的拖鞋衬里。

“我在到达区搜检行李时，集中营司令官领着希姆莱及其随从经过。我对希姆莱没有多少印象——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我立即认出了走在他身后的金发军官。是上校。上校两次俯身在希姆莱耳边低语，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转过头，对上校露出古怪的阴柔笑容。

“他们走到距我只有五米的地方。我弯腰工作，抬头偷偷瞟了上校一眼。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