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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只有八公里的时候，一个工人告发了我。我被波兰伪政府警察逮捕了，他们审讯了我三天，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想从我口中逼问出什么，只是想找个由头打人。最后，他们将我交给了德国人。

“盖世太保对我不感兴趣。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只是成千上万从城市中逃跑或在运输过程中逃脱的犹太人之一。德国人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上有许多漏洞。只有在被占领国家国民的帮助下，犹太人才几乎无法逃脱被送往集中营受死的命运，波兰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知为何，我被送往了东方。我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泽克或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距我更近，但我被送到了波兰的另一头。在闷罐车中煎熬四天之后——期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门被哐当一声拉开，我们蹒跚着下车，在多日未见的阳光中使劲眨眼。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索比堡。

“在索比堡，我又看到了上校。索比堡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那里没有奥斯维辛和贝尔森的工厂，不像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切姆诺一样搞欺骗，在门上挂上‘劳动带来自由’之类的可笑标语。1942年至1943年，德国人有十六个奥斯维辛那样的大型集中营，五十多个小集中营，数百个劳动营，其中只有三个死亡集中营是专门用于种族灭绝的，它们是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它们只存在了二十个月，却有两百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

“索比堡是一个小集中营——比切姆诺还小，位于布格河畔。战前这条河是波兰的东部国境。1943年夏天，苏联红军将德国国防军逼退到这条河边。索比堡西部是帕克祖原始森林，又名猫头鹰森林。

“整个索比堡只有三四个美国橄榄球球场大，却运转得十分高效。它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执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方案’。

“我认为自己这次死定了。我们下车后被赶到一道高篱笆后面，沿着一条铁丝网走廊往里走。他们在铁丝网中塞了茅草，我们只看得到一座高塔、树冠和正前方的两根砖砌烟囱。沿路的指示牌上写着我们要经历的三道程序——吃饭，洗澡，上天——充满了党卫军式的幽默。我们被送去洗澡。

“那天，从法国和丹麦送来的犹太人都在规规矩矩地走路，但我记得波兰犹太人很不老实，德国人一边咒骂一边用枪托驱赶他们。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大声辱骂他见到的所有德国人，还对脱他衣服的党卫军挥拳头。

“我已经想不起我进入浴室时的感觉了。我应该没有愤怒，只有一点儿生气。也许我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近四年的时间里，支撑我的是一条简单的命令：我要活下来。为了执行这条命令，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胞、看着其他犹太人、看着我的家人被送入邪恶的德国屠杀机器的大口。不仅如此，我从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德国人。现在，我终于可以歇息了。为了生存，我已经竭尽全力。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杀死的不是上校，而是那个老人。那一刻，上校成了带给我无尽苦难的罪魁祸首。1943年6月，浴室的沉重铁门关闭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上校的脸。

“我们挤成了一团，推搡，叫喊，呻吟。足足一分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管子开始震动，嘎吱作响。毒气就要来了。人们纷纷从喷头下躲开，但我没有。我站在喷头的正下方，抬起头。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同母亲和妹妹道别。就在这一刻，仇恨终于填满了我的心胸。我怒火中烧，上校的脸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维。人们大声哭喊，管子嘎吱晃动着，将里面的东西喷在我们身上。

“是水。水。浴室尽管每天都会用毒气杀死数千人，但同样每个月会给少数人真正的淋浴。浴室没有被封闭。我们被领到外面，除掉身上的虱子，剃了光头。我拿到一套囚服。我的手臂上被文上了一串数字。我想不起自己是否感到了疼。

“索比堡每个月都会选出少数囚犯来从事集中营的日常杂务。我们这拨人被选中了。

“我呆呆地回到刺眼的阳光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但就在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被某种主宰命运的存在选中了，我活下来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依旧拒绝相信上帝——任何背叛了他的子民的神都不值得我信仰——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我能继续活下去，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具象化为上校那张狰狞的面孔，我至死都会将它烙印在脑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能说得清为何我们的民族会遭遇这场空前的灾难，更别说我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我完全理解上校有多么邪恶。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尽管我已经无法对活下来的命令做出反应。我要活下来，坦然应对命运施加给我的一切。我要活下来，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也要消灭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