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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街上孩童的打闹吵醒了索尔，他有好几秒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里不是他的公寓。他躺在窗边的一张沙发床里，窗上挂着黄色窗帘。他短暂地回想起了罗兹的老家、孩子们的欢笑……斯特法和约瑟夫……

不，那些叫声是英语。查尔斯顿。娜塔莉·普雷斯顿。他想起自己讲完了故事，突然尴尬起来，就像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看到了他的裸体一样。为什么他会告诉她那些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

“早上好。”娜塔莉从厨房中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看起来很柔软的牛仔裤。

索尔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他的衬衫和裤子整齐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早上好。”

“鸡蛋、熏猪肉、烤面包可以吗？”她问。空气中传来新焙咖啡的味道。

“听上去很诱人。”索尔说，“只是我不吃熏猪肉。”

娜塔莉手握拳，做了个敲头的动作，“我真笨。”她说，“宗教禁忌，对吧？”

“我胆固醇高。”索尔说。

他们边吃早餐边聊琐事——纽约的生活，圣路易斯的学校，南方的成长经历，等等。

“很难解释为什么，”娜塔莉说，“但黑人在南方反而比在北方生活得更轻松。这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情况在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长期同黑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坦诚相见了。而在北方，白人对黑人仍然残酷而吝啬。”

“我并不觉得圣路易斯是北方城市。”索尔微笑着说。他吃完了最后一片面包，啜了口咖啡。

娜塔莉大笑起来。“但它也不是南方城市。”她说，“只是个中西部城市，更像是芝加哥。”

“你在芝加哥待过？”

“今年夏天去过那儿。”娜塔莉说，“父亲托《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老朋友，给我谋了份摄影方面的工作。”她沉默下来，盯着自己的咖啡杯。

索尔柔声道：“很难受吧？你本已忘了一个人，却又在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于是所有的回忆都汹涌而来……”

娜塔莉点点头。

索尔透过厨房窗户望着矮棕榈的叶子。窗户开了条缝，暖风从纱窗中吹进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是十二月中旬。

“你接受的是教师的系统培训，”索尔说，“但你最爱的却是摄影。”

娜塔莉再次点头，起身给两个咖啡杯里加满咖啡。“这是父亲和我达成的协议。”她说，这次露出了笑容，“如果我答应他，接受他所谓‘诚实劳动’方面的培训，他就继续帮我摄影。”

“你会去当老师吗？”

“也许吧。”娜塔莉说。

她再次对他笑了，笑容温暖而羞涩。索尔察觉到她有一口完美的牙齿。

索尔帮她洗早餐盘，擦干净，然后两人倒上新鲜咖啡，来到狭小的前门廊上。路上车流稀少，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索尔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孩子们此刻应该在学校了。他们坐进白色藤椅，面对彼此，娜塔莉肩膀上搭着一件薄毛衣，索尔仍然穿着昨天那件灯芯绒西装夹克。

“你说还要继续讲故事。”娜塔莉静静地说。

索尔点点头。“你不觉得第一部分很神奇吗？”他问，“不是疯子的疯话？”

“你是精神病医生。”娜塔莉说，“你不会是疯子。”

索尔朗声笑道：“说到这个，故事可多了……”

娜塔莉微笑着说：“先将昨晚的故事讲完。”

索尔陷入沉默，看着杯中打着旋儿的黑咖啡。“你从上校的手上逃脱了。”娜塔莉提醒道。

索尔闭上眼睛，一分钟后才睁开眼，清了清嗓子，讲述起来。他柔和悦耳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顶多只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悲伤。

几分钟后，娜塔莉闭上眼睛，想象着索尔描述的画面。

“1942年冬天，波兰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逃脱纳粹的魔爪。我有几个星期都在罗兹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徘徊。我脚上虽然不再流血，但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我抹上苔藓，裹上破布，继续蹒跚前进。我身侧和右大腿上的伤口火燎般疼了几天，然后就结痂了。我从农舍中偷食物，远离公路，躲避森林中活动的少数波兰游击队。游击队杀起犹太人来同德国人一样不眨眼。

“我都不知道那年冬天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记得，有两户农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允许我在他们谷仓的稻草堆中藏身，还在他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给我送来食物。

“开春后，我继续向南，想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我没有身份证，但我加入了一队回家的工人当中，他们刚在东部战线为德国人修了防御工事。1943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苏联红军不久就会进入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