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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61】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62】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