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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莉是一个特别适合群居生活的人——特别开朗，对其他人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每次下课或吃完饭回宿舍，或是在深夜醒来，屋里都有六七个大一新生，背倚着墙坐在地上，聊她们家里那些奇怪的事。她们的父母太奇怪了！她们跟斯卡莉一样，都是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她们每个人都有奇怪的父母。

其中有个人因为生物考了B＋被她妈妈禁足了一整个夏天。她妈妈在印度德里的一个地方长大，那里不能容忍B＋的成绩。

还有一个人的爸爸在全家出去吃早餐前会让所有人站在冰箱前喝一杯橙汁，因为饭店里的橙汁太贵，而没有橙汁的早餐根本就不叫早餐。

一天晚上，走廊对面的女孩，好像叫阿比还是什么，跟我们说，她姐姐在十六岁的时候说，三岁时她们的爸爸让她摸他的生殖器。阿比说这些的时候正躺在我的床脚上，头枕在手上，黑发像喷泉一样绕着她弯起来的胳膊垂着。当时她大概是穿着背心和法兰绒格子睡裤。她穿着这些衣服睡觉，也穿着这些衣服上课。她说在洛杉矶每个人都穿着睡衣上学。

“后来，经过治疗并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再没人说起过这件事了。”阿比说，“她突然记起他没有那么做，可能是她做梦梦到的。但她仍然对那些不相信她的人嗤之以鼻，要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她真是个疯子，”阿比说，“有时候我真讨厌她。明明家里其他人都好好的。你们明白这种感觉吗？这个疯子姐姐却把一切都毁了。”

这个话题太严肃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看斯卡莉用金粉涂脚趾甲，没人说话。这种沉默持续了很久，气氛变得很尴尬。

“管他呢。”阿比说。在1992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你听起来有多么在意，但你实际上并不在意。她不仅仅是说了这句话，还比了一个手势——竖起无名指，两个拇指连在一起组成“W”形。我们竟然逼着她对我们说“管他呢”，这弄得我们更无话可说了。

“管他呢”的手势是我在大学里学的第一个手势，那时候还有其他几个很流行的手势。拇指和食指比成“L”形状放在额头，表示“失败者”。“管他呢”的“W”手势可以上下翻成“W”和“M”形，表示“管他呢，你妈妈在麦当劳工作”。那就是1992年我们表达想法的方式。

多丽丝·莱维打破了僵局。“我爸爸在一家杂货店里唱歌。”她坐在斯卡莉金色的脚趾旁，手臂抱着膝盖，“声嘶力竭地唱。”店里一放出老式摇滚乐，她爸爸就拿起奶酪闻一闻，然后开唱：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在你走之前把我叫醒。

“他可能是个同性恋，”斯卡莉提醒道，“我觉得他很像同性恋。”

“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到底尊不尊敬他。”多丽丝说，“我到底该怎么回答？”她转头看向我，“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也很奇怪吧？”我觉得她那是一个总结句。我明白我们是在轮流填充这段沉默，好让阿比不后悔刚刚她对我们说过的话，我明白现在轮到我了。

但我把这次“传球”搞砸了。我似乎还能听到阿比的声音——“这个疯子姐姐把一切都毁了”——除了这句话我还能听到的，是有人仿佛在狂风暴雨中从一个遥远的海岸朝我大喊。

“并没有。”我说，不想多讨论我的父母。毕竟要是你想追究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普通的父母，只是尝试着把黑猩猩当成人类来养而已。

“能生活在正常的家庭里真是太幸运了。”斯卡莉跟我说，其他人也都同意。

我真是扯了一个大谎！成功地扯了一个大谎。很明显，我已经把以前所有的线索全都消灭了，那些私人空间、焦距、面部表情和词汇。很明显，所有看起来应该“正常”的地方都证明了我的正常。我的计划——穿越半个国家，再也不提起我的家庭——现在进行得就像做梦一样顺利。

只可惜虽然我现在变得正常了，可“正常”听起来又突然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这里新的“正常”反倒是“奇怪”，当然，我还没有适应这种“正常”。所以我还是没有融进这个集体。我还是没有朋友。也许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很显然我之前并没有经验。

也许想尽一切办法来确保没人了解我阻碍了我交朋友。也许所有那些在我们房间进进出出的人都是朋友，只是我还没意识到罢了，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还不能叫朋友。也许朋友不像我想的那么重要，而实际上我有很多朋友。

然而一些现象说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某个周末，斯卡莉和其他一群脱险家族的新生到塔霍湖滑雪的时候，并没有叫我一起去。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在我面前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滑雪的事情。在那次旅途中，斯卡莉搭上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一个老男人，那个老男人跟她睡了一晚，但是第二天早上就不理她了。斯卡莉非常想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而我不小心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斯卡莉看见了我，就说：“我们觉得你肯定不会感兴趣，毕竟你来自印第安纳。就像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看雪似的。”紧接着是一阵尴尬的笑声，她的眼球像弹珠一样弹来弹去，脸颊都羞红了。她都尴尬成这样了，我很替她难过。